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相伯先生是一个显得比较另类的人物。
百岁的高寿，使马相伯比一般人有更长的时间活跃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强烈的爱国热忱、高尚的操守和倔强不屈的性格，以80、90高龄自诩为“老青年”的马相伯成为社会各界众望所归的民意领袖，“国家之瑞”。1939年辞世后，诗人柳亚子称赞他：“一老南天身是史。”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交游，使马相伯得以见证或亲身参与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马相伯的一生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马相伯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标志，出生于天主教世家，文化背景和终身坚持的操守信念、思想认识主要来源于迥然有别于中华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才应该是马相伯先生最为特殊的地方。
一
1840年4月7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今属镇江）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据说，马相伯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时。利玛窦曾在南京传教，南京一度成为天主教中国传播中心，马家先祖追随“西儒”信奉洋教，本不足为奇。但倘若此说属实，经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皇帝全面禁教后，丹阳马氏家族信奉洋教必然由公开转入地下，代代相传，尚能坚持一个半世纪，实在要令人叹服信仰的力量。
马相伯父母均为虔诚基督徒，生育子女众多，孩子出生满月即受洗为天主教徒。活到成年的，只有马相伯和大姐，哥哥马建勋，弟弟马建忠，三男一女。马相伯名良，又名建常，字相伯，此外还有许多别名、笔名、教名、自号。四岁开蒙，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同时由母亲教导，在家诵习《圣经》。1851年，12岁的马相伯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徐汇公学，系统地学习神学、哲学、数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等课程。马相伯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深得意大利籍教习晁德莅欣赏。尤其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翻译及学习心得积累至120多卷，名之为《度数大全》。直到97岁高寿受邀做《一日一谈》时，仍对散失《度数大全》扼腕叹息。
1870年，31岁的马相伯通过耶稣会通考，成绩“特优”，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任天主教司铎。1871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在系统学习西学的同时，马相伯没有放弃对中国典籍的学习，虽多次参加科举，屡试不第，但所欠缺的仅仅是所作八股文章不入考官法眼罢了。中学功底之深厚，为同时代学者、大家之公论，堪称学贯中西。担任教职后，亲自为学生讲授经史子集，组织学生参加科举童子试，屡有收获。
马相伯多年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学校里读书、任职并非一帆风顺，与法籍教士屡有冲突。1870年，因教会对待中法修士待遇不同，追随马相伯就读、任教于徐汇公学的胞弟马建忠愤然离校，并且宣布脱离教会。马建忠离开哥哥马相伯，辞去神职，回到世俗社会，是大哥马建勋的召唤，更有其深层次的思想原因。为了能够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出有用的“药方”，马建忠早已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泰西之学，探求中外“得失之故”。与二哥马相伯在徐汇公学学习、任教多年，马建忠同样精通拉丁文、法语、英语、希腊语，钻研过哲学、数学，尤其是对西学方面的政治法律有浓厚的兴趣。离开教会，是希望在面临国家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亡中，有所建树，像大哥一样建功立业。
应该是马相伯的宗教情怀更虔诚一些，对担任神职时的“初誓”更加执着坚守。在李鸿章帐下已经功成名就、建功立业并对家庭有重大贡献的大哥马建勋，召唤的不仅是马建忠一个弟弟。但马相伯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才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
马相伯的西学、中学功底，应该不在弟弟之下。但马建忠在大哥的安排下，比马相伯提前六年追随中兴名臣李鸿章，入幕参赞洋务。六年的时间，不仅声名鹊起，而且在李鸿章的安排下，远赴欧洲攻读学位，更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而马相伯却只能在哥哥的安排推荐下，入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幕府，以师爷的身份，参与洋务。虽学贯中西，温文儒雅，“东西南北，四海九州，上天下地，无所不谈”，名声尚好，但可惜在山东三年，无所建树。
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郭嵩焘称赞马氏三兄弟说：“皆有才质之人，堪称一门才俊”。这话，应该是后来说的。马相伯黯然离开山东的时候，不仅与哥哥马建勋的功业无法相比，与弟弟马建忠之间的差距，也日益增大。
早在淮军初创时，马建勋就追随李鸿章，功勋卓著，深得信重，官至淮军粮台，成为李鸿章集团的后勤总管。马建忠在欧洲游学期间，经李鸿章亲自推荐安排，担任中国驻英法使馆翻译职务。一边学习，一边参与外交事务。与中国早期的外交官员郭嵩焘、黎庶昌、伍廷芳、曾纪泽等人相交相知，渐成莫逆。
1880年，马建忠学成归国，拜谒李鸿章，上呈先后所获五份文凭。李鸿章欣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上奏朝廷，保举马建忠为二品官衔后补道台。马建忠虽官运不佳，始终未获得实缺官职，但以外交大员身份日益活跃于积贫积弱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一展所学，竭尽全力帮助知遇恩公“裱糊匠”李鸿章修补满清这栋即将倾覆的大厦。马相伯却只能在弟弟的关照下，随驻日本钦差大臣黎庶昌担任使馆参赞。抵日不久，马相伯改任驻神户领事，与日本高官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有交往应酬，在外交上终于崭露头角，但与弟弟马建忠的功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1882年，长兄马建勋病危，马相伯才第一次得缘在南京拜见李鸿章。一阵长谈，纵论天下，已年逾四十的马相伯终于像哥哥弟弟一样，入李中堂法眼。李鸿章命马相伯随往天津。因走得匆忙，马相伯未带冬衣，李鸿章立即命侍从开自己的衣箱，任马相伯拣选。几十年以后，老年的马相伯回忆起来，还感叹“寒暖与共如此”。虽知遇之恩，莫此为甚，但马相伯却只能以弟弟马建忠替身的身份，出使朝鲜。
二
长兄马建勋病故。马相伯，马建忠成为李鸿章倚重的洋务人才。尤其是马建忠，下南洋，赴朝鲜，筹议借洋债筑铁路，在大清国的外交内政舞台上，纵横捭阖。大清藩属国朝鲜在“壬午兵变”之后，欲图振兴，实行新政。朝鲜国王派特使，请求李鸿章再次派马建忠赴朝鲜。时值中法战事紧张，马建忠分身乏术。
李鸿章麾下，大小官员众多，但通达洋务者，寥寥无几。马相伯临危受命，以李鸿章专使的身份,代替马建忠入朝“襄办新政”。
外交、洋务均须以国家实力为支撑。马相伯担任朝鲜国顾问，勉力经营，虽无可诟病之处，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成就。1883年，马相伯离开朝鲜，向李鸿章复命时，建议及早决定保全朝鲜的全盘对策。李鸿章无奈地告诉自己的亲信：“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马相伯感慨：“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的危机感日甚一日，却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就是想出一些办法，也基本没有什么可以操作实践的机会。这一番特殊的外交经历，只是能够让马相伯积累更多的名望与人脉。后起之秀袁世凯，是在马相伯向李鸿章的推荐下，才得以出任驻朝商务委员。
不遭人妒是庸才，何况像马建忠这样就学于教会学校和西洋大学，不谙世情，不通世故的新派人物。所做越多，给人留下的把柄也更多。马建忠主要的外交实践是参与中外各项条约的制定。但战场上得不到的，指望在谈判桌上获得，无异于痴人说梦。主事者李鸿章在国内获骂声一片，追随参与者马建忠自然也难逃其咎。再加上曾经信过洋教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以及大借外债建设铁路等等骇人听闻的主张，马建忠受到了一众清流正派官员的弹劾。尽管李鸿章评价马建忠“颇得刚柔操纵之宜”，“不激不随，动中机要，维持大局，其劳绩尤不可泯”，一再向朝廷保荐，但马建忠在官场上想有所作为，难于上青天。
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因经营管理不善，负债累累。为重新整顿轮船招商局，1884年，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仕途蹭蹬的马建忠“迫而为商”，信心十足，希望能够整顿好招商局，在商业上大展宏图。可惜国事凋敝，接手招商局不久，中法开战。法国侵略者扬言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漕运出路，“遇船劫夺”。在“外侮横加，商情惶迫”的背景下，为保存招商局的财产，保住民族航运实业，马建忠经请示李鸿章同意，果断地按国际惯例将招商局全部股份出售给美国旗昌洋行，“售产换旗”，并约定中法战事了结后按原价收回。既是无奈之举，也是保护民族利益不受损失的应变措施。但消息传出，几乎无人相信马建忠能在战后按约定向旗昌洋行收回利权。舆论大哗，直言马建忠为汉奸卖国贼。“可知京曹风气，凡稍通外国情势者，一遇事变，略当其动，即被呼为汉奸。此等习惯，由来已久。”马建忠险些被当做汉奸就地正法。经李鸿章多方奔走，全力维护，终得执掌军政大权的醇亲王饬命：“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李鸿章以自己的性命为下属承担连带责任。战后，虽然经过一些波折，给旗昌洋行付出了不菲的“酬银”，但招商局资产得以保全。对马建忠的能力人品，李鸿章信任有加。
马建忠名为招商局会办，实为总办，雷厉风行地整顿“司懂及亲友舞弊、账目不清”等问题，既是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也是欲效法西人实业救国。无奈，商场也是官场。人情练达，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终非所长。没有了大哥时常的耳提面命和李鸿章身边高层的人脉资源，招商局经营虽有起色，但马建忠得罪了许多人。尤其是与李鸿章倚重的另一位亲信，同样是洋务奇才的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产生矛盾龃龉，马建忠很快被排挤出轮船招商局。随后，创办机器织布局的努力也无果而终。
马建忠在招商局任职期间，马相伯也受李鸿章指派，负责稽核招商局账目，帮助马建忠接手整顿招商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售产换旗的风波中，以及之后对招商局整顿改革中，兄弟二人上下奔走，共同进退。
仕途无望，“迫而为商”也不行，但李鸿章对马家兄弟的信任不减。兄弟二人依然向李鸿章建言，借外债，兴办银行。马氏兄弟的建议，正搔到李鸿章的痒处。若果能借得大笔外债，不仅各项洋务实业可以推行，北洋水师的经费亦有保障。马相伯作为李鸿章私人代表，赴美国，就联合开办华美银行筹借资金之事与美国政府和各个金融机构进行洽商。绕开中间环节，少了若干经手投机商人，直接面向美国的普通投资者融资，也避免了国内各级官员上下其手，美国各银行、财团所承诺的借款数额之巨，远超李鸿章与马氏昆仲预期数倍。借款利率之低，更令国内朝野惊讶。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没有人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认为其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美国一行，马相伯兴致勃勃，然而得到李鸿章的最终指示却是“朝议大哗，舆论沸腾，万难照准”。马相伯晚年感慨：“清季外交的失败，半由满廷之专注力于防内，遂不能不对外屈服，半由于满廷官吏懵然于国际情势，应对无方，动辄得咎，至于清季外交界之腐败无常识，举动荒谬，腾笑列帮，实在罄竹难书！”
马相伯悲愤不已，又无颜面向美国合作者交代，无奈躲去欧洲游历。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从欧洲返回中国后，面见李鸿章复命，马相伯充满遗憾地对李鸿章说：“很好的事体（指借款）被他们弄糟了。”
李鸿章也无可奈何地答复：“政府不想好，有什么办法呢！”
1890年，知天命之年的马相伯身心俱疲，以养病之名，回到上海，购地置屋，退出政界。三年后，弟弟马建忠也无可奈何地离开李鸿章幕府，居家上海，以著译为业。
三
子曰：“君子不器。”立功不成，尚可立言。在官场上四处碰壁的马氏兄弟，共居上海，又开始了一起切磋学问的生活。政治上的失意，却又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幸事。
在哥哥马相伯的鼎力支持帮助下，1895年，马建忠开始撰写皇皇巨著《马氏文通》。1898年脱稿，先以木刻本刊行，190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马氏文通》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把西方的语法学成功地引进中国，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第一块基石。《马氏文通》融汇汉语传统和外来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的问题，在学习外来理论和方法上为后继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曾经追随过马相伯的著名学者方豪评价：“1898年3月，《马氏文通》木刻本刊行，中外震惊，以为先生使国人对语文观念，一变其旧，实可与同年之政治维新，共垂史册。”梁启超也说：“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虽不乏溢美之词，但《马氏文通》的出版发行，的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孙中山评价：“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
对《马氏文通》的作者，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应该是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二人共同完成。斯人早逝，这种争论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写作过程中，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学术上、方法上，马相伯给予弟弟马建忠巨大的帮助，应是不争的事实。在《马氏文通》的写作过程中，马相伯也在编撰《拉丁文通》。马建忠还完成了长达九十五卷的《艺学统纂》一书，这是一部涉及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巨著。鲁迅曾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读书，1906年，在日本与友人合著《中国矿产志》一书，特意邀请赴日讲学的马相伯作序，大概应与其早年间阅读《艺学统纂》有关。
马相伯兄弟学术成就斐然，但似乎是天妒英才，个人不幸，接踵而至。1893年，马相伯妻携长子回山东探亲，遇海难，母子双亡。1895年，母亲沈太夫人去世。1900年8月，庚子国难后，李鸿章主持议和，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马建忠，聘马建忠担任外交助理。马建忠冒酷暑为李鸿章翻译俄国专电时，溘然长逝。
连续的打击，马相伯心灰意冷，万念俱灰。1897年，马相伯立据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天主教耶稣会江南司收管，作为创办学校之用。将幼子幼女托付教会，重返天主教会。
离开教会时，马相伯是三十多岁的壮年人。世俗社会里，有功成名就的大哥，更有同在教会学校读书任职的弟弟做榜样。再回到教会时，家破人亡，年近甲子。但马相伯救国初心，矢志不渝。既然直接投身官场，兴办实业，都无法达到救国的目的，那就从最根本的教育入手。1903年，在天主教会力量的支持下，马相伯创办震旦公学，校址设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内，亲自制定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章程。
马相伯毁家兴学，卓有成效。蔡元培、梁启超都曾师承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震旦学院早期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这样的青年才俊。特别是对于右任的帮助栽培，堪称佳话。陕西举人于右任因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生活无着。马相伯亲邀于右任到震旦公学读书，学费、膳费和宿费，一概全免。告诉年轻的于右任：“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做东道主矣。”几个月之后。马相伯认可了于右任的才学，聘于右任为震旦公学教师。对于右任这样的青年才俊，马相伯奖掖有加，不仅学业上生活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照帮助，还找寻一切机会为于右任引荐结交社会贤达，为其日后投身报界参与革命奠定基础。1904年，马相伯设宴招待清廷皇室后裔《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全家，命二十多岁的于右任作陪。于右任终生以师事马相伯，始终尊称马相伯为“夫子”，自称“受业学生”，及至后来，更是以“复旦孝子”自居。
震旦公学创办之初，马相伯招揽青年才俊时公开讲：“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旗帜鲜明地把革命救国作为办学的最终目标。因而，震旦公学一度被称为“革命之学校”，震旦学生被认为“最富民主精神”。这样鲜明的办学目标与风格，必然为教会势力所不容。仅仅两年的时间，把持江南天主教会的法国修士，逼迫马相伯住院养病，夺取震旦公学主导权，以抑制学生们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教会的行为，引起师生强烈不满，一百三十二名学生中，有一百三十名签名退学，追随过马相伯的大部分中国教师也辞职离开震旦公学。
在退学学生的强烈要求下，马相伯决定摆脱教会，重办新校。时任两江总督周馥，是马相伯在李鸿章麾下的旧友，应马相伯之请，不仅下拨开办经费，还批准将吴淞镇提督行辕衙署旧址交给马相伯作为校址。1905年，复旦公学正式成立。取名复旦，既有典出《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对于离开震旦公学的学生老师来说，更有恢复震旦之念。
马相伯被公推为校长，广延名师执教，复旦公学越办越好。1913年，马相伯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去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辞去复旦公学校长职务。继任者李登辉秉承马相伯办学传统，复旦公学在不停的战乱中，虽叠经波折，但办学成就日益彰显。1917年，升格为复旦大学。1935年被中华民国教育部确立为国立复旦大学。李登辉是马相伯亲自挑选的继承衣钵者，与马相伯同为天主教徒，南洋华侨子弟，1897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5年进入复旦公学任教。1908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举人，亦堪称学贯中西。1913年担任复旦校长，组织新的校董会，聘请孙中山担任董事长，伍廷芳、程德全、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为校董。至1936年，任校长二十三年之久，被世人誉为“人伦师表”，为维持和发展复旦大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复旦人说，马相伯为复旦创始人，李登辉为复旦奠基人。
马相伯退出震旦，却并未退出教会，也依然继续支持、关心震旦公学之后的发展。久居上海，接连创办震旦、复旦两所学校，有成就的学生弟子众多，马相伯成为公认的“海派”文化领袖。
四
活得长，是一门艺术，了不得的艺术。生命的长度，是见识的前提，只有足够的岁数，才会有更多的过眼烟云。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政闻社，鼓吹立宪。马相伯因名望被推举为政闻社总务员。梁启超对社内同仁说：“此公之持积极主义，其勇更逾吾辈。”“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之最大之幸福也。”立宪派人士对马相伯期望之高，可见一斑。马相伯也的确不负众望，在日本对留日学生的演讲“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之语不胫而走。传回国内，湖广总督张之洞击节称赞马相伯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可惜，立宪只是立宪派人士的一厢情愿，慈禧太后把持的清廷毫无立宪诚意，以“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查禁政闻社，并下令通缉政闻社成员。马相伯失去政闻社名义领袖的职务，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后，1910年清廷迫于压力，召开资政院，装模作样地进行立宪准备时，半由钦定、半由民选的二百名议员，马相伯赫然名列其间。
清廷退位，民国肇建，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马相伯已是年逾七旬的垂垂老者。海内名望，如日中天。追随武昌首义，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代表共同决定将南京作为拟议中的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临时首都的第一任市长，即南京府尹，由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委派年高德劭的马相伯担任。
民国初年，革命军大小将领都喜欢在帽子上插一朵白色羽翎，马相伯晚年调侃自己南京府尹的政绩，只是说和几百个自诩为革命功臣的“鸡毛帚儿”周旋。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马相伯的职务变成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还曾一度代理都督职务。
江山代有人才出，而且用不着数百年，几十年的时光已足够一代新人换旧人。当年，还请求马相伯为其向李鸿章美言几句的袁世凯，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也许是袁世凯念及旧情，也许是欲借重于马相伯的声望，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只有区区两个月的时间，就因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随后，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议员、平议院平政等等头衔接踵而至。民国初年，应是马相伯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
窃国大盗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昭然若揭时，礼聘的八位总统府高等顾问表现各异。喜欢吃霉干菜臭豆腐的章太炎，拿袁世凯亲授的勋章做扇坠，招摇过市，至总统府大骂袁贼包藏祸心。年少成名的梁启超和学生蔡锷密谋，双双逃出北京，策划兴兵讨袁。善变的杨度和颓废的严复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成为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幕后操盘手。客观地讲，对袁世凯称帝，马相伯的态度相对中立，既没有像严复杨度之类成为帮凶，对袁世凯和筹安会的拉拢始终保持距离。虽在私下里劝说过袁世凯袁克定放弃帝制自为的想法，但也终究没有像章太炎梁启超那样公开反对。
马相伯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在北京期间的活动，主要是参与推动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仿照法国科学院创设中国函夏考文苑。虽然计划由马相伯联合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但真正积极奔走的却只有马相伯一人。这是中国最早的建立国家科学院的倡议，虽已征得袁世凯批准，但既无经费，又无苑址，被梁启超称为“神州宏举，震烁古今”的函夏考文苑只能胎死腹中。另一件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坚决反对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写了大量文章宣传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竭力维护民国“约法”的权威。除此而外，在京数年，只有对晚辈学者陈垣的提携帮助，聊可称道。陈垣比马相伯小40岁，同样是学贯中西，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议员，至北京参与政治活动，但“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与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陈垣对元代也里可温、唐代景教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引起马相伯与好友英敛之的关注，并予以极大的帮助支持。1926年，经马相伯与英敛之联合多年，共同努力，辅仁大学在北京成立。马相伯谢绝了英敛之出任校长的邀请，和英敛之一致推荐由陈垣担任校长。陈垣不负所托，把辅仁大学办成与北大、清华、燕京日益齐名的著名大学。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继续连年军阀混战，年近八十的马相伯黯然离京，返回上海。作长文《民国民照心镜》，追问何为民国？何为民国之国？何为民国之民？始终以民国之民自居。
五
返回上海的马相伯，闭门独居在由天主教会管理的一所孤儿院里，“厌闻时事”，退隐修真。逃离世俗社会，应该与日益高涨的非基督教运动有直接关系。
1922年，在中国教会势力最为强大的城市上海爆发非基督教运动，然后迅速向北京及全国各个城市蔓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影响的新派人物大多卷入其间，青年学生亦积极投身运动。他们广泛建立反教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向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发起猛烈攻击。尽管运动也遭到一些开明人士的反对。1922年3月31日，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沈谦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对非基督教运动表示反对。但非基督教运动还是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各地纷纷组织反宗教同盟。这场运动以知识界人士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力，以科学、民主作号召，坚持新文化运动的行进方向，对基督教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直接融入进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成为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连跟随马相伯学习过拉丁语，并且对马相伯一直钦敬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一度成为非基督教运动领袖，亲自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80老翁马相伯与世俗知识界、思想界几乎断绝一切联系，时近十年之久。
马相伯不问世事的修隐生活却难以平静。躲开了世俗社会的纷争，却又深深地介入了教会内部事务的争执。其实，马相伯自己也早已看不惯把持中国教会的外国势力。1876年离开教会，并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其直接原因是不满法国传教士的凌迫。创办复旦，更是源于法籍教士谋夺震旦。在马相伯看来，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早已背离了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的传教传统，失去了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习俗的尊敬，归根到底是失去了对中国人的尊重。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文明与中国人，反而“以国力传教”，背离《圣经》教义，如“虎狼入羊群”。马相伯对教内人士直言，外籍传教士的行为是造成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主张“中国教务应由中国籍人管理；外籍主教和各修会会长如要在华传教，应改为中国民籍，应该与他们本国政府断绝关系；传教士必须通中文；各主教区必须多多设立学校和从事公益事业”“不当使中华教会，常为寄生物、殖民地之类也”。其主张，与日后“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精神”相一致。
在旷日持久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马相伯的身份和地位是尴尬的。一方面，作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必须全力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就像当初在北京坚决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一样。何况，马相伯虽无神职，但却已是中国教徒中社会影响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的耆宿，在涉及所信仰宗教存亡接续的危亡时刻，不能不有自己鲜明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者，作为曾经的革命鼓吹者，却又不得不承认，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是中国的文化精英和进步学生，绝非义和团式的愚民。他们指责西方传教士依仗强权贱视国人与中国文化，特别是抨击西方教会人士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屡屡损害中国利益，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马相伯无所适从，只能隐居。因所有家产已捐献给教会，微薄的隐修花费，依捐献财产的约定由震旦公学支付。但法国传教士居然背信弃义，停止对马相伯生活供给，致使八十多岁的老人陷入生活困顿。马相伯的弟子于右任听闻之后，勃然大怒，说：“我们不用他们的钱。”经与冯玉祥将军商议，一起申请马相伯为国务委员，以便获丰厚薪俸。冯玉祥说，愿意把自己的国务委员资格让给马相伯。
近代的中国，多灾多难，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接一个，救亡图存与民主启蒙的双题变奏始终在持续，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终于偃旗息鼓。1929年，马相伯九十华诞时，蔡元培、于右任、胡适等人发起，组织文化界人士及其他社会名流为马相伯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标志着马相伯与文化思想界因非基督教运动造成的裂痕得以修补，马相伯与中国文化精英达成和解。
六
爱国，始终是马相伯高扬的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九十二岁已隐修十二年不问世事的马相伯拍案而起，不仅立即同意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协会领袖，还以自己的名义发起组织了多个支援抗日战争的团体。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老青年”马相伯的抗日活动，绝不是做做样子而已。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积极组织参与救援难民和参战伤员，自不待言。更重要的，马相伯以敏锐的政治大局观念，不断发表宣言和广播演说，追究引狼入室的责任，声讨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祸首，并且大嚷要动员全民抗战，呼吁在国内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国难当头，外侮已至，国内却依然内战不止，民不聊生。马相伯与章太炎、熊希龄等政界元老，左一道“三老通电”，右一道“二老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腐化和贪贿公行，要求立即结束所谓的“训政”，把政权还给全体人民，召开国民大会，选举真正能够实行全民总动员的救国政府。他们警告蒋介石等国民党头目，如果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还不能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悔罪诚意，那么“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
1932年4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马相伯亲拟题为《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的提案，得到上海出席会议的十余人同意并联署，携提案赴会。马相伯在提案理由中强调“民治为举国一致之要求”，与其早年间在《民国民照心镜》一文中表明的政治立场一致。
1932年，马相伯应邀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组织各界救国会，马相伯又应邀担任名誉领袖。1936年11月，救国会领导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人，被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下狱。史称“七君子事件”。马相伯愤慨难耐，与宋庆龄等人联合发表宣言，为“七君子”辩护。九十多岁的高龄，难以有什么救国的具体行动，但以声望做号召，马相伯自认为“虽老迈，亦一国民”，参与抗日救国是“天责所在，义不容辞”。亲自撰写文章《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遥相呼应。
蒋介石对已成为国民政府元老的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太厉害了。”据说，于右任假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之手，诱骗马相伯帮办教务，以转移其注意力。这种说法，虽有待考证，但马相伯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时刻，“闹得太凶”却是不争的事实。
全面抗战开始，1937年8月3日，“七君子”无罪开释仅仅几天，相约至马相伯寓所致谢，并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相片上亲题“唯公马首是瞻”六个大字。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九十多岁高龄的马相伯也加入了逃难的人群。冯玉祥和李宗仁将马相伯接到桂林居住。1938年10月，广州陷落，桂林也岌岌可危。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担心老师的安全，请求移居至昆明或重庆。交通困难，不得不假道越南。倔强的九十九岁老人坚持不肯走出国境，家人晚辈只能对他隐瞒实情。行至越南谅山，马相伯身体极度衰弱，不得不暂居于途。至死，马相伯也不知自己身在国外。
1939年4月6日，马相伯虚岁满百。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为在后方为马相伯举办盛大的百岁庆典。国民政府高度褒奖，政界元老、社会贤达、党派领袖纷纷专电驰贺。中共中央委员会贺电称赞马相伯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百岁生日过后不久，11月4日，马相伯寿终。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国民政府明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勋耆至意”。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发来联名唁电，称“老人星黯，薄海同悲”。全国各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于右任哀悼“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邵力子发表文章说“哀此救国老人，举世应效此救国老人的言行”。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1952年，上海市陈毅市长委派专员会同马相伯亲属，共赴越南谅山迎柩回国安葬。马相伯墓毁坏于“文革”期间，1984年11月4日，马相伯逝世四十五周年忌日，上海市政协将马相伯墓迁入宋庆龄陵园，以垂永久。
马相伯生于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百岁之身，得以亲身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风雨飘摇。1840年是农历庚子年，马相伯属鼠，晚年却自嘲为一条老狗，遗憾的是“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马相伯的一生始终在为拯救中国而奋斗。于右任为之撰写的墓志铭“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是马相伯一生的真实写照。
马相伯的一生，充分证明，精忠报国与信仰上帝，并非水火不容。
2024年9月27日
参考书目：
《一日一谈》 马相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1月
《爱国老人马相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丹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0年9月
《马相伯传略》朱维铮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段琦著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百年家族 马相伯》薛玉琴 刘正伟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1月
《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 薛玉琴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于右任传》 许有成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
《马建忠编年事辑》 蒋文野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