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Eddy 校对：王曲奇
试想如下情形：美国的阴谋论者（conspiracy theorist）与牛仔基督教（cowboy Christianity）联盟，打着传播福音的幌子，已然进军国际政治，参与掩盖性侵丑闻。研究学者马丽认为，这不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情节，而是今天的实际情形。
马丽出版过9本书，专门研究社会理论和存在于中国研究、宗教、性别、艺术市场与全球化之间的交叉性问题。她也为妇女权利和认识城市贫苦问题发声倡导。她的最新著作《巴别塔教会：论基督教在大众媒体、全球化与反性侵运动时代的变质》讨论美国保守福音派如何向中国输出了性别权力机制与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迷恋。[1]
最近，她就这些议题接受了《浸信会环球新闻》（Baptist News Global）的独家采访。
问：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福音派文化由“守贞文化”（purity culture）、“末日迷踪”(Left Behind)[2]文化和资本主义汇流而成。它助长了保守福音派教徒对左翼同胞的强烈恐惧，强化了他们对大男子主义和等级制家庭观的全盘接受，促使他们无以复加地支持为了报仇雪恨（retributive justice）而诉诸政治暴力和战争。那么，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又是如何发展的？中国也产生了类似的阴谋论文化吗？是否可以将其与美国保守福音派文化进行对比比较？
1990年代开始，美国宣教士重新进入了中国。他们有些人使用旅游签证，还有人则由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等机构派遣。那时，因着几十年宣教士的缺席，中国公众对基督教知之甚少。
由于当时政治气候更加自由，人们对被视为西方文化构成的福音的基本信息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人们也十分警惕西方输入的威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其他文化。因此，美国福音派的保守阵营很容易在中国找到跟随者。甚至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国学者也认为保守主义可以作为美国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因此，他们认为这种保守的药方也适用于中国。
至于性别角色，直到10年后的2000年代，父权制观念才逐渐在教会里制度化。其中的原因部分是教会翻译出版了一些保守牧者的书籍并引入了某些事工。但即使在1990年代，韩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教的一些传统教派也延续了对基督教家庭中性别角色的保守理解。
问：我记得从1990到2000年代，美国福音派中的主要情绪之一是害怕基督徒遭受迫害。经常有人警告我们，即使民主党不带来大灾难（Tribulation），他们也至少会逼迫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就像人们常常从中国基督徒的故事中读到的一样。这段时间中国基督徒遭遇了怎样的逼迫呢？中国基督徒是如何被美国福音派吸引的？
上世纪90年代是美中关系的蜜月期。中国走出以往的政治动荡，并且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很多中国人喜欢学习英语，结交美国朋友。其中有些人被基督教所吸引，而这也是因为他们欣赏美国文化。
因此，1990年代实际上是中国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的十年。而此前几年的1987年，圣经的出版和销售也得到了合法化。全中国社会都在打开窗户看世界。因此，“边缘化”是一个比“逼迫”更准确的术语。
中国的基督徒被边缘化，因为人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在社会上公开传播信仰。但与前几十年不同，他们现在有了在私下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关系紧密的群体中传福音非常频繁且有效。官方教会人满为患，家庭教会也增长迅速。
到90年代末，结交美国宣教士的中国信徒几乎是全新一代的归信者。中国教会则缺乏领袖人才。因此，这些新信徒，有些就是简单通过一个祷告就信主的人，就依靠宣教士，拜其为师。这意味着中国基督徒更容易受美国宣教士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不过是一种短期的烙印，而不是长期同行的指导。许多人仰慕来自美国的宣教士，因为觉得后者代表着一种更先进的文化甚至是一种“基督教文明”。
中国作家们著书立说，传讲五月花号清教徒朝圣客以及美国如何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立国的故事，这些都在教会中间广为流传。因此，正如1920年代一样，中国正在更加自由地接纳西方文化，但同时，本土教会也面临着丧失自身文化（deculturalization）的危险。
问：2000年代中期，“共同推进福音”（Together for the Gospel ）和“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 ）开始在美国组织大型会议，通过约翰·派博（John Piper）、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C.J.马汉尼（C.J.Mahaney）和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等人普及了加尔文主义和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通过诉诸福音和始祖亚当夏娃的圣经叙事，这些人主张男性在婚姻、家庭和教会领域的全面权威。这种男性掌控的愿望如何引起中国男性基督徒的共鸣？互补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怎样开始影响中国妇女的家庭和教会生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互补主义神学连同你所提及的美国改革宗神学事工品牌被引入中国。最初的神学交流并不总是会涉及性别角色。在一些基督徒看来，“易信主义”[3]（easy-believeism）式基督教过于肤浅，缺乏一种对生活和世界的整全理解，而这些改革宗品牌则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看起来在智识上更为精致的神学系统。
翻译过来的保守改革宗牧师的讲章和书籍，特别是那些强调约翰·加尔文与宗教改革的重要性的作品，似乎代表了“新教正统”。渐渐地，教会和家庭关系中的“创造顺序”和“男性为首”等话题也逐渐成为热门议题，甚至被视为正统复兴的迹象。
这些主题在城市年轻职业人士中大受欢迎，这与他们面临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挑战有关。人们需要适切的教牧关怀，但当时市场却充斥着约翰·派博与提摩太·凯勒等传道人的声音。“福音联盟”极为成功地翻译和推广了凯勒的书籍，成为了顶级事工品牌。这一热潮的顶峰是2017年的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活动。提摩太·凯勒亲临香港会场，向一众年轻的中国传道人讲道。
中国的许多教会都由女性建立，但当这种保守的改革宗神学进入并四处传播时，女性逐渐被排挤出教会领导层，而且教会开始教导女性要在所有生活领域给予男性属灵的顺服。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悲剧——女传道人被罢免和公开羞辱，怀孕的女同工被解雇，单身妇女和单身母亲在教会中遭遇滥权的男性领袖的性侵害。
问：当中国男性基督徒开始跟随美国男性福音派人士掌控他们的婚姻、家庭和教会时，他们设想要如何将其影响力扩展至中国政治领域？他们拥有哪些媒体或技术资源推行其政治主张？
我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讨论某个中国教会如何改变其内部的性别角色结构，而且怎样严重地依赖一种以共和党、反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文明为特征的政府愿景。像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喜欢在警察局前举行公开礼拜，并在政府出于公共安全考虑将其带走时，声称自己受到了迫害。
从2017年到2018年，他们的故事在《世界》杂志（World magazine）和《基督教邮报》（Christian Post）等右翼媒体上得到了大量的宣传，随后又被其他主流媒体所报道。但我的书指出了这些媒体故事中的矛盾之处并它们对教会里虐待盛行的置若罔闻。我还在电话中询问了两位主要的报道记者，他们都承认观察到了教会领导层的“独断专行”，但最终还是选择把这些人描绘成中国教会的反共英雄。
这本书出版后，“福音联盟”反应很大。我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在亚马逊网上阅读这本书的评论，最热门的抨击文章（作者还使用了假名）正好与“福音联盟”中文网站的一篇书评一模一样。
问：“福音联盟”和“救赎主城市植堂网络”（Redeemer City to City）等美国福音组织是如何开始与中国基督教组织合作的？他们在塑造中国基督教价值观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受到逼迫的威胁，他们秘密开展中国事工，这会对这些伙伴关系的问责产生什么影响？
自2010年以来，“福音联盟”和“救赎主城市植堂网络”一直在培训来自中国的牧师。他们还通过另一个附属于美洲长老会（PCA）的事工机构将网络扩展至许多中国城市，资助追随其事工品牌及其价值观的当地牧师。
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基督教出版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令人生畏，迫使其他事工屈服于他们的游戏规则。在美国募捐时，他们会告诉公众，由于他们为中国教会服务，因此这些美国传教士（包括一些美籍华人）需要匿名。这种做法实际上免除了对他们在中国所做之事的任何问责。当中国当地信徒质疑他们的行事方式时，他们要么压制异议，要么要求在不当行为指控面前保持匿名。
因此，逼迫的神话为宣教士不负责任提供了方便的借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宣教士又很喜欢出入大型会议扬名立万，但当有人为中国教会发生的伤害事件向他们问责时，他们却以自己在中国服事为借口要求匿名。
问：2016年，81%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鉴于中国基督徒对美国福音派的着迷，以及促成中国成为下一个基督教大国的政治愿景，美国福音派对特朗普的热情对中国基督教有什么影响？中国基督徒对特朗普政府抱有何种希望？中国基督徒如今怎样看待特朗普？
同一时期，经由一些福音派学者和宗教自由倡导者，“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基督教国家”的说法开始频繁见诸美国媒体。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痴迷于中国基督教化，尤其是1949年后的共产主义中国，因此这种叙事受到许多人的青睐。
一些中国教会领袖对政府日益不满和不耐烦，对他们而言，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无疑强化了这种基督教文明叙事。他们希望特朗普能帮助遏制中国步步紧逼的一些宗教管理条例。但是，2020年在中国的福音派和牧师们中间出现了一波更为狂热的“支持特朗普”浪潮，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尽管特朗普毫不掩饰他的反华种族主义，但中美两国的一些福音派领导人还是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政府是实现“中国基督教化”梦想的主要障碍，特朗普迎头痛击之是对的。
中国福音派领袖传播这种“基督教文明”叙事，而他们也是2020年一份敦促美籍华人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声明的核心签署成员。
问：我们看到，美国社会存在白人至上主义、守贞文化和对报复的痴迷，这些助长了针对美国华人社区的不断增加的种族主义和暴力活动。你希望从哪些方面提醒美国福音派，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向中国基督徒输出种族和性别权力机制，在他们中间塑造一种白人至上的等级观念呢？
正如我在自己的新书中指出的，美国福音派一直是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神学和实践的策源地。这些宗教创业开拓模式自身问题不断，尚未解决，如今又已经给其他国家当地教会带来了类似的毒害。
这事并不新鲜。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反对殖民主义，去殖民化是一项长期任务。另一方面，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媒体资源造就或纠正这些错误。然而，美国很少有媒体曝光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有他们参与贡献其中的乱象。
谁愿意听了解一位反共产主义的中国教会领袖的堕落的信息呢？美国公众要么太自我，要么身处困境自顾不暇，要么觉得问题太难以处理。到目前为止，反性侵运动（#MeToo）和教会反性侵运动（#ChurchToo）仍在纠正美国的腐败现象，任重而道远。但作为弱势群体，女性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遭受了同样的伤害。
问：美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健康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答案类似于白人基督徒和黑人基督徒之间的健康关系。如果享受更多优待的群体可以反思自己的优越地位，多用同理心，大家就可以建造健康和互惠互益的关系。
美国福音派的这种白人种族化及其缺乏自我反思也影响了其他族群信仰群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大多数美国华人教会喜欢模仿白人福音派的文化。在中国大陆，虽然基督徒的状况可以与美国黑人教会的状况相提并论，都遭受了某种系统性的压迫和边缘化，但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又往往崇拜美国白人宣教士和名人领袖。
如今，因受高度政治化的美中国际关系之牵连，这种已经很成问题的跨文化关系更加不堪。我认为，美国有良知的基督徒应该知道如何拒绝“政治谎言”，并要求宣教士们接受监督问责。对那些过度利用逼迫叙事，同时又对教会领袖和会众之间权力失衡问题不闻不问的事工组织，他们应该保持警惕。
关键在于，所有教会都存在权力结构，教会领袖不是圣人，在共产主义中国的也不是。将教会领袖供上神坛的背后势必是权力的滥用。
脚注
[0] 原文： https://baptistnews.com/article/american-christianity-in-china-also-imports-gender-bias-and-calvinism/#.YT7CRp4zauU，感谢Baptist News Global授权本平台进行翻译。
[1] Li Ma, Babel Church: 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 in an Age of Mass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MeToo (Cascade Books, 2021).
[2] 译者注：《末日迷踪》是美国人Tim LaHaye和Jerry B. Jenkins于1995年起合著的系列畅销小说。小说以宗教和灾难为题材，高度悬疑惊悚，表现了基督教前千禧年时代论者理解的世界末日大灾难。
[3] 主要指教会里特别是基督教布道时特别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做一个“承认有罪并接受耶稣基督作个人救主”的祷告就是一个真正且永远得救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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