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信仰与学术 杨伊
作为美国知名的牧师、神学家和作家，以及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提摩太·凯勒对于福音的坚守、对于文化的态度、对于处境的理解、对于公共神学的构建，都时常被讨论和思考。为了纪念并深入了解凯勒的神学思想，公共神学协会筹委会于6月10日举办了“走进提摩太·凯勒”线上论坛，上半场探讨“福音、文化与公共神学”，座谈嘉宾主要有董家骅、戴永富、陆尊恩和江慕理等。
在论坛中，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董家骅牧师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论凯勒。第一，对福音既传统又创新的诠释。以福音为中心是凯勒非常重要的神学脉络，他将“福音作为一个叙事”跟“福音作为一个原则主题”揉合起来，并使创造、堕落、救赎和更新四个方面融合为一个叙事的脉络。而且，凯勒对处境很敏锐，他认为福音既是超越的，又是临在的，足以回应各种文化中各样人的特殊的盼望、恐惧和偶像。
第二，对于文化的回应。我们要先进入和理解文化，但并非一味贴近文化，而是找到其核心追求，揭露它们所提倡之方法的有限，从而提出基督教的进路。
第三，在意识形态撕裂的时代做公共见证的典范。凯勒牧师在提到初代教会如何成为诠释福音的群体时分享，如果只看“多元文化和种族、怜悯帮助贫穷者”这两方面，会发现初代教会很左派；但如果看“反对堕胎和弃婴、反文化的性伦理”，又会觉得初代教会很右派，但这些特质同时存在于初代教会之中。无论是左派或右派，似乎都忽略了“强调饶恕不报复”。基督徒是让基督教在公共空间里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背书呢？还是回到福音里，超越狭隘的政党政治和左、右派的意识形态，能够彼此学习、接纳、和好而不报复？
第四，坚定中的温柔，博学中的谦卑。凯勒牧师从不恶意攻击和谩骂其对手，而是始终保持风度，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轻易批判他人，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新加坡神学院副教授戴永富博士以“提摩太·凯勒：宣教处境化的启示论基础”为主题进行分享。他首先谈到凯勒的魅力体现在其“合乎中道”与“有原则的兼容论”(如：凯勒避免乌托邦主义和悲观厌世或僵硬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等极端，也强调教会稳定的组织性和富有动态的运动性)。凯勒思想上的平衡不仅产生平和的态度，也能充实思想。
但宣教的考量，而非实用主义，才是这种平衡的深层原因（凯勒其实是一位宣教士型牧者）。宣教离不开处境化，因文化如语言似的，是福音的沟通媒介。有些信徒对处境化不感冒，但凯勒指出，由于无文化的思维并不存在，处境化使人警惕自己及其他文化的局限性。他说，处境化使人为了必要的绊脚石（十字架）而消除没必要的绊脚石。宣教也离不开所谓的“二里路”原则：对凯勒，福音宣讲离不开文化，但也超越文化（即信徒要认出所处文化的需要和理想，并指出福音如何能正确满足或成全之）。
戴博士指出，以上宣教考虑其实出于更深层的原因，即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凯波尔和巴文克）的启示论。这启示论揭示出宣教、文化使命与神学的相互关联性。根据新加尔文主义者，不管把特殊和普遍启示分割开来或混淆起来都会造成神学问题，所以他们提倡普遍与特殊启示的有机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且相互关联，即既无法分割也不能混淆的合一性）。若无诸如文化、语言等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则失去其可知性；若无特殊启示，普遍启示便丧失其终极意义和目的（因圣经提供现实、文化与学科的叙述性基础，即创造、堕落、救赎、荣耀）。
总之，普遍启示提供圣经及传讲圣经的“材料”，而特殊启示为普遍其实提供解释和更新的标准。公共见证的处境化方法就是在于充分利用这两种启示的功能。戴博士也介绍凯勒的处境化方法：先找到圣经与所处文化所共用的概念，然后从圣经的角度改正所处文化对那概念的理解。如此，信徒为了福音既能适应文化也能挑战文化。最后，戴博士分享了公共见证的实用原则（如：在对话中既要谦卑也要有信心、城市宣教的意义，等等）和要提防的危险（理性主义、精英主义和凯旋主义和激进主义，等等）。此外，凯勒认为，公共见证并无绝对模式，不同处境需要不同的模式。
基督使者协会门训中心主任陆尊恩博士首先回忆了个人在读研期间时常参与纽约救赎主教会崇拜的时光，看到凯勒牧师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纽约客》杂志进行深入浅出的讲道。他认为，凯勒并非想做一位公共神学家，而主要是牧师。陆博士提出，加尔文主义者很重视福音的平衡，不是律法主义也非放纵主义，而是用信心与基督联合。凯勒牧师对人性绝对悲观的同时，对恩典绝对乐观。陆博士还谈到了凯勒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的经历，谈到其背后的神学底蕴是新加尔文主义，主张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的有机统一性。
凯勒实践公共神学的方式是对话，在公共领域尝试争取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重新准确地去认识福音本身，从而将福音推介给更多的人。这是今天的公共神学面对的问题，需要逐步消除误解，思考什么是对话的基础。我们的终极关怀仍是荣耀神、建造教会和传扬福音，但并非建立神权政治，而是向这个世界做天国的见证，因此入世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须。
对于凯勒而言，神学处境化是道成肉身的表现，福音是唯一能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有机合一的真理，它要临到万国万民就需要处境化。公共神学也要有一种自觉，意识到我们都被自身的文化处境所制约，并深信神的国能把大家带到基督的宝座前同领一个饼和杯，因此我愿意从事对话。也就是说，公共神学是始于自觉，终于爱里合一。当然，凯勒对于女性侍奉的模糊态度、“让城市成为伟大城市”的使命也受到争议。
BCC双语社区教会江慕理牧师分享的主题为“提摩太·凯勒与福音派公共神学的未来”，认为凯勒是过去二十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神学家，那继他之后谁来接续？或没有类似的人出现，那对福音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江牧师设想了几种情景，比如福音派基督徒不再关心公共神学，那会导致教会的道德指导缺失：教会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缺乏伦理框架和道德指导；会失去公共政策影响力：教会难以有效参与和解决社会问题；会缺乏先知见证：发出对权力说真话和倡导正义的能力减弱；会缺乏文化参与：教会难以与文化接轨和有效沟通；还会使信仰与生活融合缺失：信仰被分隔开来，教会与职场无关。
另一种情景是其他“公共神学”成为主流论述，包括时代主义，宗教右派，统治神学和七山使命。江牧师还对比了提摩太·凯勒的公共神学与宗教右派、统治神学的区别。在范围方面，宗派右派关注社会保守主义的问题，如反堕胎和同性婚姻；凯勒的公共神学则涵盖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种族和解、社区发展与环保。在神学方面，凯勒的公共神学强调信仰与理性的融合，涉及多元的知识传统与学术对话；宗教右派往往简化和字面化解释经文，较少强调神学思考和参与更广泛的学术对话。在文化方面，宗教右派强调文化冲突，凯勒则鼓励文化参与和对话。在民族主义方面，宗教右派主张美国优先，凯勒则主张超越民族界限，关注全球正义。对比统治神学和凯勒的公共神学，在转型方法上，公共神学寻求对社会机构的自上而下控制，凯勒则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侧重于个人和社群在社会中的见证。在统治权力上，统治神学极为重视获取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以推动基督教议程，凯勒却不将政治统治视为文化转型的主要手段。在对于多元主义的态度上，统治神学倾向于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和非基督教世界观，凯勒则尊重多元主义，鼓励对不同观点展开对话和理解。在转化的核心上，统治神学关注外部社会的转化，凯勒则强调个人通过信仰而更新，以及社群成为福音转化力量的见证。究竟谁的声音会塑造未来二十年福音派的社会意识呢？这值得思考。
长期关注美国教会历史的任小鹏博士在回应中表示，他对凯勒所服侍的背景、地方和人群较有兴趣。救赎主教会所在纽约市区的文化、社会身份、种族和政治观念非常多元，凯勒在那里的服侍充满了挑战，在福音派里也是少见的。凯勒的敏锐度很高，在书里回应一些话题时不断寻找张力中的平衡。作为美国福音派的牧师，其思想来源较为丰富，除了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他也受到天主教神学家纽曼，以及欧洲基督教比如C·S·路易斯、约翰·斯托得和克尔凯郭尔之思想的影响，这代表了福音派内部的一种突破，他并非福音派主流范式的牧师，类似的牧师有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福音派自身的公共神学较为单薄，若想突破需要寻找更大的视野。
该论坛的下半场将于北京时间6月17日晚上8:30-22:00举行，探讨“恩典、使命与世界观”。届时邀请的嘉宾有牛津大学神学系哲学博士曾劭恺、爱丁堡大学神学系研究员徐西面、德国洪堡学者李泉、北京恩道教会牧师郭易君等，值得期待。
下半场时间 6月17日
北京时间 (Beijing Time, GMT +8)：08:30-10:00 PM
纽约时间 (Eastern Time, GMT -4)：08:30-10:00 AM
伦敦时间 (British Time, GMT +1)：01:30-03:00 PM
参与方式
Zoom ID：7083718700
Passcode：public2023
【走进提摩太·凯勒】上半场：福音·文化·公共神学之重播，可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