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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冲突的起源与回响(上)

作者 : 王政民
2020-09-08

摘要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是自由派教会塑造中国社会的进程。但是这种塑造尽管被进步人士视为进步开化和革新,保守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全然大错。今天,这种保守主义依然影响了中国知识人的基本政治图谱选择。他们认为声光电的先进,只是、也仅仅是表面生活方式的便利化,而这种便利是以丧失古典德性为基础的。对民主的肤浅的选择,怂恿了不具备政治能力的人,竟以为在人人平等的“天然正确”下能操纵国家公器,最终只能是让国家和人们沉沦失丧在现代化的迷失里。所以他们出于对一种伟大传统的坚持和守候,来抵制现代化的转型。

欧美近代基督教主流教会之自由派在这个阶段开始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进入了中国。他代表了一种平民运动,即在封建固化,人的一生有着难以改变的社会等级身份限制的中国,自由派开始通过工商社会专业技能的教授,让这一部分人,能够冲破固化的阶层而有独立上升的空间。这是自由派教会在这个阶段的一种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自由派还积极的介绍着西方的文明制度,改变着中国。他们认为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化、熟悉现代化,是福音和基督精神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这个阶段是纷杂繁荣之时代,是基督教自由理念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其中基督教青年会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到了民国时代随着华北神学院的建立,自由派教会开始有了强有力的批判者和挑战者。在基要派看来,自由派那一套不就是唯独追逐、迷恋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吗?华北神学院并非无学识的盲目反对现代社会,而是认为自由派把建设和发展的代价建立在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生存危机、道德迷失和绝对价值颠倒的基础上了。

所以在自由派影响力处于最高峰时,基要派开始站出来说不。

由此,本文通过叙述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构建出当时教会的生存环境。并且继续描述当时中国教会的主要教会和社会实践,方式是通过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描述来完成。接下来进入对华北神学院的介绍,选取其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些节点细节,这样带给读者一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教会的整体印象,通过回顾历史,拓展人们对当代教会发展的想象。

一、源起:第二次在华宣教士全体大会之开会时间之争

最初来华的宣教差会各自独立,后来借着长老会的教务杂志做信息沟通的工作。

1874 年,烟台的美国长老会召开宣教总结会议,赴会的除了美国长老会之外,还有其他长老会宣教士。大家坐在一起,其乐融融,讨论颇为有效,最终他们觉得在自己宗派即长老会有效的讨论基础之上,有必要联合更大范围内的宣教士团体,一起讨论在华的宣教事宜,这构成了仅有的四次在华宣教士全体大会的起源。

于是,美国长老会尼维斯,英国伦敦会威廉臣、美南浸信会海雅西三人起草了一个通告,向在华所有宗派所有差会发出邀请。同年,狄考文等七人组成常委来推进第一届在华宣教士大会。这是由自由派发起召开的会议。

1877 年五月份,第一届在华宣教士大会召开。宣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来到上海,会议成果主要体现在确立了自由派的宣教策略。有意思的是,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争论也开始体现,即在何时召开第二届即下一届全体大会这个时间性议题上发生争论,体现了基要派的反对意见。

自由派认为以十年为期即 在1887 年召开第二届会议为宜,这以威廉臣、范约翰、尼维斯、费启鸿、斐迪等人为代表。

他们认为,战争和条约让基督教进入中国,中国人优越性和自守心态破产,开始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位置、国家制度和船炮技术,因此中国近十年变化甚大,主流中国人接触了蒸汽机、电话机等,新闻报纸开始普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被中国人讨论。所以,中国目前局势有利于自由派宣教士,大家应该备受鼓舞、拓展教务、信心激增。当中国的改变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基督教该以怎样的方式涉入,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不失时宜的尽快召开。

期望1887 年召开第二届大会,是自由派的热切愿望。因为他们以自由派宣教秩序输出为基础,开始谋求以基督教来帮助中国现代化。这种热切愿望是基于社会现实,而非基要派的无论的是与不得时。

基要派代表则以费约翰为代表,包括狄考文、晏马太、蓝柏、汤姆生等人。他们对于第一届大会由自由派占主导的局面颇为不满,试图通过时间的拉长来消磨自由派的热情,同时又能在在华基要派组织并不健全时还维持一个程序性大会,于是他们主张在1890 年开第二届大会。他们提出了自由派不得不接受的理由,即缺乏经费,因此需要多年准备并经过冗长的述职和申请来申请。

于是基要派的提议得到最终确认。

宣教士之间自由派和基要派之争也迅速被国人所认识。

义和团作为官僚贵族的附庸,从其姿态便能看到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1901 年,河北故城县义和团领袖田泽民加入英国伦敦会,成立基督教教会学校,开始把握到自由派与基要派之间的分歧,开始以自由派反对基要派。

义和团运动之后,导致满清政府努力推动现代化进程,此时中国几乎是全民都一致的要求现代化,即使最保守的贵族,也是希望做出预备立宪的某种改变,只是细节上需要优待贵族和维持体面。

改革,是基本社会的共识,无论朝野。

而这时期的在华西方教会,主要是秩序输出和文明译介,既不允许中国人参与教会的行政事务,经费的支出也不允许过问,同时不允许中国人自传。直到赵君影第一次提出中国人可以自传,以及 1949 年之后,三自运动吴耀宗等人明确认为,教会可以在中国人手里自传自养自治。

二、三十年代之时代背景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有着这样的现实图景:自从德国挑战了一战前的维也纳均势国际体系后,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家击溃了德国意图称霸欧洲的努力,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这个体系相对稳定的维持着世界的秩序与和平。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继续工业化,出现了基于贸易和货币汇率政策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于是德国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崛起,再度发动了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这就是二战的肇始。于此同时,一战结束后随着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崛起,全世界构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即苏美阵营。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主导着世界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

在中国,大清帝国内部的新政和改革,促使汉族官僚和汉族民族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这些构成了大清帝国中央权力体制之外的难受约束的力量,满蒙回藏汉五族区域内的地方主义开始成为鼓吹自治的主要力量。急速发展的地方主义势力难以有耐心等待大清帝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通过同盟会等反满力量和北洋军政府的合力,造成了1912年的民国政府的成立,中国由此开始进入了共和时期。

30年代开始,欧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国家发生了普遍的经济危机,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出现了欧美自由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种解决方案。中国知识人开始在这两种方案中寻找出路。二战的亚洲主要战场是在中国,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对日作战,以及苏联远东红军之进入东北战场,最后使得日本战败,二战结束。

共和时代开始,社会经济上,实业发展迅速。这些实业原是大清帝国之时的没有土地的贵族和兴起的汉人官僚开始开办的,清帝国原本的意思是想借此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不受约束的地方主义却把实业兴国的趋势顺利的构成了地方自治的经济基础。地方主义、军阀、土匪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

本文叙述的三十年代中国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的历史过程,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宏观历史图景之中。中国教会作为历史现实中的存在,全方位的受到了这个大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

三、中国近代化的转型

近代化也叫早期现代化,它们源于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中国的近代化,也就是早期现代化,普遍认为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也就是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开始的。

战争之后,古老帝国开始缓慢而痛苦的转型。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工商业贸易规则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中国知识人开始逐步的了解了“更先进”社会理念和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原理。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精英,中国知识人开始试图学习外国的可取和先进之处,以在国力上赶上外国,以求在国际交往中,比如关税的制定上有自主权,在司法裁定上也有独立权。

在治外法权的丧失上,相对于保留酷刑的晚清,司法治权的局部丧失无可厚非。但有着民族自尊的中国知识人,试图改进中国的社会以求恢复完全的自主。在中央是以恭亲王奕䜣、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当时的中国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洋务派的主张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练兵方法,建设近代化国防。这个运动的意义在于,中国承认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要求进行中国的近代化。

四、非基运动和中国基督教的回应

非基运动源于这样的国际背景,即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1919 年第三国际成立。第三国际开始谋求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的理解方式加于整个世界,加于中国。这与美国的中国政策相冲突,于是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借助于正在美国开展的基督教基要派运动,来华布局,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方面的主线:

一方面,第三国际要在中国推行政治经济主张,于是联合居于主流的自由派,如吴耀宗等人,他们对于苏联的态度都是极为赞赏,并且心底认为相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未来世界的必然趋向和主流趋向。

另一方面,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基要派教会在华活动,开始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和影响,1919 年美国世界基督徒基要派协会成立可以作为标志。

在非基运动前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转折性变化,即十月革命爆发苏联成立,和随之第二国际分裂,更激进的社会党成员成立了莫斯科第三国际这两个事件的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资本和大工业发展阶段造成的工人不平等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社会党和基督教青年会之类组织也反对大资本、反对欧美国家主义。他们力图努力改进更新社会弊端,意图以新的更合理的制度取而代之。因而他们在中国也是倾向于主张社会主义。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基要派开始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这些基督徒他们反对欧美资本主义等现代方案,也反对用新的制度取而代之,他们之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只是关注自身的个体得救,强化福音的个体独特性而非社会性。

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来自32个国家146名代表及中国550余名代表参与出席大会。此届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首次会议,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基督教与战争的关系,表达基督徒反对世界上“强凌弱、大残小”的侵略行为。大会订立通过决议“我们有绝对责任,就是尽我们一切力量为取消战争根源而战,为取消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战”。这是民国基督徒的主流声音,表达了基督徒追求民族独立和免于被欺凌的诉求。

但是却在此时刻,非基运动开展。非基运动诉诸于两个理由:

一是基督教反科学,

二是基督教勾结帝国主义。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现代性意识的引进者,西方文明的传播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由基督徒和教会引进。那么,在哪些事件和时间节点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在群众性的非基运动中,基督教被视为迷信呢?

在宗派式的宣教理论上,大宗派一直倡导排他性,即基督教和其他所有宗教都具有着决然不同的本质区别。

这些自由派教会的本色化,是在人事组织和财务关系上,让中国人主导,外国教会辅助,并没有过多探索教会信仰和神学的本色化。基督教此时还是一种看起来高大上的信仰群体和宗教模式,传播着文明,塑造着新社会。

而艾香德博士是最先在神学上进行基督教本色化的差会的尝试。

他为了消除“基督教洋教”的丑恶而大规模的在教义上进行着佛教化和中国化的革新,在深山里建立教堂,教堂建成佛堂样式,十字架下粘帖莲花,礼拜时点上蜡烛,跪下祷告,早晚灵修日课。这样的风气一开,民国基督教开始接近了中国本色文化,也和中国本土信仰模糊在了一起。

尽管作为信义宗宣教士,艾香德强调自己虽然极尽可能的本色化了基督教,但对于核心的因信称义等关键教义,仍然保持着基督教的独一性。但是,在这样的过于迎合中国民间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认为福音对象是底层的中国人时,为了俯就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在具体的宣教过程中,就承认了民间文化和宗教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于是在非基运动和广大知识人眼中,基督教是另一种宗教形式,不仅不更高明,反而更迷信,且披戴着帝国主义的外衣,具有鸦片性和侵略性。

于是,基督教开始成为了非基运动的不理智的冲击对象。虽然这场非基运动宣称是文明排外,但一些基要派教会还是受到了冲击,艾香德在南京的景风山,即今日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前身,被损坏。

1849年的英国,在工业化的弊端产生之后,世俗社会主义和工运同时兴起,这刺激了基督教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产生。而后基督教社会主义进入美国,他们被称为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在我们的论述中,有时以基督教社会主义交替代之。

沈嗣庄说自己醉心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其创办基督教文学社,目的是使基督教适合于现代生活,之后开始系统的研究。

基督教青年会文字干事张仕章1939年回忆,耶稣精神是一种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十几年历史,在文字上鼓吹彻底的社会革命,在口头上宣扬宗教的社会主义。

1913年美国长老会宣教士李德里在江阴说到,社会福音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解决目前冲突的总方案。

因着对英国社会和工业问题的研究,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大都认为基督教有两种分别:

一是基要派,认为耶稣没有让信徒去筹设社会经济计划,所以基督教了解社会,了解国家是错误的。

二是自由派或者社会主义福音派即社会福音派,他们认为教会和社会要紧密联合,福音如果除去了社会的因素,就只剩下僵硬的仪式了。

民国教会了解自由派,更多更系统的是来自日本牧师石川三四郎。他创办了自由派杂志《新纪元》,他的作品《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早早的就翻译成中文。后来来华的贺川丰彦牧师的自由派神学和基督教社会服务理念,更是被基督教青年会长篇刊载在青年会机关刊物上。贺川丰彦牧师的自由派神学主张影响了在日留学的辛亥革命群体,塑造了中国教会的社会关怀意识。

基督教社会福音取代世俗社会主义的尝试,因为超出了教会内部基要派接受的程度,在当前的基要派占主导背景下的中国教会,影响十分有限。

五、民国时代自由派的尝试与努力

民国主流差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传播科技。基督教青年会专门从美国采购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仪器来华演讲示范,让中国人认识到科技是多么的进步和方便人们的生活。他们认为科技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具有福音性。贾玉铭就是科技型人才,其对于现代科学的把握不亚于其对神学的思考。

二是思想启蒙。他们把人文主义和个体主义带进中国。

三是制度变革。清末和民初的政治制度就是自由派带入的中国。英国李提摩太就是涉入中国政治进程最深刻的人之一,他从理论上启发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知识人寻求新的宗教信念支撑。

民国教会还深度的介入了中外全方位交流的各个领域。当时美国在全世界只有200名领事,其中在华有8名领事,其中只有三位是受薪者。对华外交的事务繁多,显然,这种因为经费紧张而少设领事的做法限制了中国的国际交往。于是民国自由派基督徒便参与其中,参与的方式是:

一是在领事离职前或者交接前,直接让宣教士带领中国教会兼任办理领事事务。

二是直接长期被聘任。

由于长期以来,领事和自由派的认识重叠,并且领事常常根据自由派教会的研究报告制定政策,由此基督教在民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刘坤一的一封信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往往以商业贸易为主,自由派教会对领事和贸易规则的熟悉,造就了民国时期基督徒的开阔视野,定位了他们对社会的自上而下,脚踏实地的社会福音式的改造。

民国社会福音派代表人物:宋则久

宋则久(1867—1956)在民国基督徒中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比贾玉铭年长十岁左右,出生于天津,7岁进入私塾,15岁进入义泰布庄学徒厂做学徒,类似于现在的中专职业技术学校。之后一直从事纺织品贸易,在36岁即1899年担任了天津大绸缎庄—“敦庆隆绸锻庄”的经理,年贸易额三百万元以上。1916年,宋则久时年49岁,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受到辛亥先贤群体基督精神的影响,加入基督教会。宋信仰基督教十分虔诚,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修身、治家、管理售品所。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与爱国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在进入教会后,宋则久利用自己身份和社会影响,成立基督救国会,以基督信仰帮助中国社会更新改变。后任中国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再后来担任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

宋认为“基督教别开风气,就如同在臭水坑里头放着一个净水罐,紧密牢固,外边的臭水不能侵入”,“又如同一个制造漂白粉的大工厂”,会员全是漂白粉的分子,日久天长,把基督教以外的污秽,亦可漂净了。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宋则久对自由派教会的评价,首先是慎独律己,不被外界污染侵蚀,保证自身的纯洁。同时还能影响帮助自身之外的其他人,把其他人也能感染净化了。

宋则久和宋棐卿、朱继圣、资耀华等知名人士,都是基督教自由派机构青年会成员。天津青年会会所里头有日学校、夜学校、宣讲会、体操场、球房、浴室、饭店、阅报室、宿舍。楼分四层,上有露台。入会会员分成人部、童子部、学校部、学友部。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念书期间,从事社会运动,其中就在青年会内部,有段时间,每天晚上周恩来都会和邓颖超一起来到青年会天津总部,打开油印设备,两人一起油印资料,分发资料。借此,教会和中共有着深刻的彼此认知和互相理解,在之后的中共领导的非基运动中,主要反对的也是和外国有着上下控制隶属关系的直属教会,就如美国独立期间,美国独立运动者要求切断国内教会和英国的上下隶属联系一样。

而宋则久等民国自由派基督徒,他们很早的就认识到了帮助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在1910年爱丁堡举办的世界基督教合一宣教运动上,即提倡发展本国基督教联合会,倡导宣教人员的本国化。

宋棐卿--自由派基督徒与现代企业精神

民国自由派基督教还第一次将现代企业精神带进中国,期间以“东亚精神”和“民生精神”为代表的企业精神出现,由此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企业管理中开始以文化柔性管理开始。

宋棐卿 ( 1898 - 1956 ) ,山东益都人 ,留学美国 ,1921年学成回国,协助其父经营家业 。1928年济南惨案后 , 宋棐卿以天津为基地 ,自任德昌贸易公司 总经理。在此之前,中国的传统工商业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很不完善,奉行胡萝卜加大棒原则,简化工业需求,把工人看为经济人,很少对工人的心理、愿望和人际关系进行了解。而宋棐卿在天津这个当时的工商业重镇,依靠自由派教会机构青年会,主张世俗化、本色化和走上层路线,组建联青社,汇集天津当时的主要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以工商巨头为主,如宋则久、朱继圣、雍剑秋等人,组成基督教工商团契,研究探索民国基督教工商精神。

宋棐卿爷爷宋光旭早年由英国浸信会在山东得宣教士施洗,其后开始学习英语,在这个浸信会牧师库林手下工作。

之后宋光旭之子宋传典接下了库林牧师的德昌花边庄,开始了自己的工商业生涯。

到了宋棐卿时期,德昌洋行改组成为东亚公司。这是一家著名的基督教背景的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以基督精神培养员工的素质。公司股东大部分是自由派教会的负责人,比如上海的余日章、济南的郑仿乔、青岛的郭金南、北京的刘砥泉、天津的陈锡三、杨肖彭,牧师赫惠亭等。股东之外,公司运营的管理层中,副总经理陈锡三、毛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朱宇涵等三十多位高管都为自由派基督徒。   可以说,东亚公司是民国期间基督教工商业精神最主要的体现。东亚精神,即东亚公司企业文化包括博爱、服务、平等、忍耐、受苦、勇敢、自省悔改、忠诚无私、联合放光等等。

宋棐卿比贾玉铭小18岁。当他考入齐鲁大学时,齐鲁大学因为自由派占主导地位,导致基要派神学教师出走,另外成立了华北神学院。所以宋棐卿一开始就是接受着最自由派的神学影响,之后以此务实信仰融入工商社会,实业救国,打造企业精神。在企业的管理上,由于自己是山东籍,也带领了很多山东籍基督徒进入天津的东亚公司。每当新的老乡来到天津,宋棐卿一般会举办一个只有山东籍员工参加的聚餐,而像其他高管并非山东人,这就容易形成小圈子。于是宋棐卿开始考虑以基督精神,不分你我,平等对待每一个员工。

回顾:早期自由派的努力

容闳(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7岁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学习西方文化,师从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校长是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Rev.Samuel Robbins Brown。在中英通商战争期间,容闳在马礼逊学校知道了现代自由贸易和国际体系规则,并认为中国需要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且需要进行内政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巨大改革。

1850年,22岁的容闳随勃朗校长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继续学习,并认识了再次学习的北美宗教复兴家华特菲尔德。4年后,26岁的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中国,试图在太平天国找到职位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七条建议并表示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洪仁玕赞成其建议,但碍于形势无法实行。但容闳“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坚辞不受。

之后容闳转而跟随曾国藩,进入清朝体制内,提出了一系列的自由派社会主张。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并获准,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间,每年派出30名学生赴美留学。

对容闳影响较深的是郭实腊牧师。他是一位宣教士,也是鸦片贸易商,还是受薪水的英国情报提供者,但郭认为这些活动能促进落后中国的现代化。郭创立汉福会,以帮助汉人接受福音。汉福会罗孝全是洪秀全的神学老师,在天平天国运动期间,汉福会在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上帮助洪秀全制定统筹。

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创立的"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即"慾汉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汉会创办时有会员21人,除郭实腊和罗孝全外,其餘都是华人,并由华人担任主席,实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事的组织,体现了郭实腊本色化宣教理念。

唐国安是容闳选送美国学习的留学生之一,他回国后,由于身受赴美教育的改变,积极进行民国自由派教会运动。他倡导社会改良、推动民间禁烟、倡导妇女放足、反对不平等条约、促进国家民主共和。在1909年庚子赔款期间,他参与其中,主张拿出一部分款项,建立留美预备学堂,这样一大批具有现代世界眼光的人,就能被培养建立,就能在中国兴起,就能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也能熟悉国际规则,从而也能负责的担当大国重任,维护和平。

他也委托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选派一批极为优秀的教育家来华在留美预备学校任教。其中因此来华的历史系教授麻伦(Carroll Brown Malone )就向美国发起募捐,来帮助留美预备学校。当时购买了一处房产,建立了小礼拜堂,也就是今天北京海淀基督教堂的前身。梅贻琦更是在北京带领这个聚会,每周两次,中国人用英语读经祷告唱赞美诗。吴泽霖和潘光旦、林语堂都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培养出来的人,都致力于社会自由派福音,以社会改良促进中国发展。

梅贻琦,天津人,留美预备学校将他送往了美国。在美期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并且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的财务总管。回国后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抗战时期,在民国政府治域下的西南联大校园里,有着两种类型的学生团契:

第一是赵君影的基要派学生团契,

第二就是梅贻琦的自由派学生团契。

这是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学生团契运动。


(注释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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