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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祭祖先与基督教信仰

作者 : 卢龙光
2020-11-09

每年的清明节是4月5日,特殊情况下,比如2020年则是4月4日。原来中国的24个节气,中国阴历和西方的阳历都经常重迭,最明显的两个日子,除了清明之外,另一个是冬至,大多是每年的12月22日,有时是21或23日。故此可见,西方和东方虽然有不少相异的地方,也有不少是和谐重迭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诗句是出自唐朝杜牧的《清明》,我们从小便熟悉的唐诗,描绘着中国人扫墓的情景。拜祭祖先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习俗,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是否可以拜祭祖先”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和争论,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一. 文化、社会、政治、伦理、司法的复合

其实,中国人的敬祖、拜祖和祭祖,从汉朝起已绵延几千年,从来没有人说有什么问题;拜祭祖先的核心价值在乎“敬”(《礼记·祭统》),在乎对祖先生命的尊敬和纪念,慎终追远,不可忘本。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广阔,不同的民族,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几千年来有分有合,但人民在一个土地上生活,总能够统一?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家族的凝聚力是最大的,每个家族往往都有几百人口。在农村,一家人住在一起,和邻近村庄的家族通婚,几代人传下来,成为家族的网络,基本上很稳定。不同地区的家族凝聚起来,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并组成了一个国家。农业社会靠劳动力生产,所以要多生孩子,尤其是男子;从家庭集体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整个有关姓氏的人都连在一起,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凝聚力。

而家族凝聚的中心是祠堂、或称家庙,其功能不单是纪念和敬拜祖先,而且每次祭祖的时候还要论资排辈,因为辈分很重要,不是看年龄。比如一个还流着鼻涕的小孩,可能是叔辈,平时不知道,但是祭祖的时候一排次序,就会知道谁是长辈谁是后辈;长幼有序,这是一种权力关系。在祠堂里还包括执行裁决,父老的权力是最大的。

其实,全世界的民族都有尊敬祖先的传统,因为有先祖才有我们的生命,他们是我们肉身生命的来源,而我们就是后辈生命的来源。每个民族都希望生命是永恒的;自古以来,人类总想消灭死亡和寻找长生不老之法,但人类的共同经验却是无法逃避死亡。在中国文化里,靠儿孙去传递生命,尤其要生男性,才能代表生命的延续,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人很实际的永生观念,也就是孝道的最高表现。所以,拜祭祖先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里,代表生命永恒延续,也是农业社会生产力和家族体系的延续,也是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华民族在拜祭祖先方面是发展得很成熟和很有系统的民族,不单有“敬”——心意,还有“拜”——就是以行动表达“敬”;还有“祭”,是承认权力和责任,以礼仪去表达权力的次序和尊敬。

基督教跟敬祖祭祖的传统本来也不应该有冲突。旧约里清楚地说,我们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就是祖先的神,而基督教信仰是源自犹太人的信仰,敬拜的也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还是耶稣的天父,以父子的关系来表达至高的上帝和道成肉身的耶稣之间的关系(太3:17;可1:11;路3:22;约1:1-15);在新约中,信徒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和耶稣同作上帝的后嗣(约1:12;约一3:2;罗8:14-17)。在十诫的第五诫,就是人伦的第一诫,“当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祝福后代(出20;12;申5:16;弗6:2)。其实,人之所以为人,与猫狗不同,就在于有记忆、会追念,尊敬生命,看重家族和先圣、先贤的联系,中外文化都有相通之处。中国人敬祖、拜祖和祭祖,设立祠堂,成了社会里最重要的稳定因素,带有文化性、政治性、伦理性和司法性;是整个文化、社会和道德的基础。

二. 与基督教的相遇

这个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祭祖文化和实践却在十七世纪基督教进入中国时发生了问题,究竟基督教为何与拜祭祖先发生冲突呢?

基督徒所拜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就是先祖的神。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人的先祖是黄帝或者尧、舜、禹、汤,我们是炎黄子孙,怎可以认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些外国人作为祖先?怎可以敬拜他们的神?另一方面,中国基督徒被西方传教士教导,我们只可以敬拜创造生命万物的上帝,怎可敬拜中国人的祖先,他们只是人!

其实,基督教和祭祖之间的问题,有一个很长的相遇过程,有不同的思考、融和,接纳和冲突的经验。最早的相遇是从十七世纪开始,在明末清初(一般指1600-1700年,清兵1645年入关),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1583来华,1601进入北京),他从葡萄牙所控制的澳门进入中国,但他是意大利人而不是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人重视航海和商业,但对传教不是很看重,大部分人没有兴趣去学习中国语言和了解中国文化;但意大利的神父特别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努力学习中文,认识中国文化,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利玛窦就经过肇庆、南京、再到北京,不断阅读中文书籍,学习儒家和佛教典籍,想办法将福音传给中国人。他不但通晓西方的天文和科学知识,还对中国文化和习俗很了解;在中国,他致力于向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传福音,那些主要是官员,他还有机会面见皇帝。当时的皇帝也很开明,任命这批传教士为朝廷官员,讲解天文、历法、科学和绘画等知识。如郎世宁(1688-1766,1715来华)就是耶稣会修士,他也是著名的画家。中国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基本上是很内聚和排外的,不欢迎新的东西,除非出于实际用途,比如因为皇帝要负责订历法,需要天文知识,才用西洋人。利玛窦在1610年去世的时候,皇帝特准他葬在北京;从他开始,有了一个外国人的墓园,专门给对朝廷有贡献的西洋人埋葬。今天他的墓地就在北京市中共党校里,因为那里原本是个修院,北京市委党校现在用作校舍。

利玛窦为何能被皇帝欣赏?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很了解,而且有丰富的西方先进知识,可以对中国有贡献。但他发现,跟儒家论道,讲基督教信仰时,一个重要的矛盾就开始了。儒家很重视拜祭祖先,认为“百善以孝为先”,祖先、祠堂、敬祖、拜祖和祭祖是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但是当一些不重视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强调基督教所信的是独一的神,基督徒不可拜祭别神,在不明白中国文化中拜祭祖先的基本意思和对家庭和社会结构意义的情况下,看到祠堂和祭祖,在建筑和礼仪上和中国的庙宇、拜偶像的仪式相像,故此激烈反对。其实,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人的民族性较内向,但在宗教上很包容;虽然从汉朝开始 “独尊儒术”,但对外来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都以融入中国文化的方式处理,因此这些宗教在中国社会都被接纳,虽然处于社会中次等的地位。主要是老百姓才信佛、道和民间宗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上层社会都尊崇儒家,认为“敬鬼神而远之”,并且贬低宗教的地位。而儒家着重今世和实际生活的伦理道德关系,重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阶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为现实人生的追求目标;不重视死亡和死后的世界,所谓“未知生,焉知死?” 故此只有佛道和民间信仰才处理死亡的问题,并且相信死后的审判和报应,而民间的殡葬亦多依这些宗教仪式进行;儒家重视的是祠堂和拜祭祖先。

在远古的中国,在甲骨文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是敬拜皇天上帝,这里的“天”是超越性的、至高无上的,是有位格的;但慢慢到了汉代的儒家,就变成了伦理道德性的天,不再是超越性的天了。这种差异就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西方传教士看来,基督教拜的是祖先拜的神,而中国人是将祖先当作神来拜。中国人说我们什么神都可以拜,是包容性的;但基督教说我们只拜独一的神,是排斥性的。

利玛窦来的时候,研究了中国文化和习俗。他明白,最看重拜祭祖先传统的是儒家,儒家不论鬼神,最看重敬祖祭祖、设立祠堂,但那些祖先不是神也不是偶像。事实上,在祠堂里,祖先没有像,只有神主牌,在牌上写了名字。所以,在中国,祖先也不被视为偶像,而是一个名字所代表的生命记号放在祠堂,或称作家庙;祖先的神主牌,按年代、尊卑排列开来,在大家族的祠堂,一个祖先有一个牌位,代表家庭地位和受尊敬的秩序,祠堂代表的就是家庭关系,就是一个家,无论在哪个地方死了的人,都要归家。

但是,在很多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宣教士眼中,认为拜祖先就是拜偶像,是另一个宗教。对于基督徒,十诫很重要,第一诫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偶像崇拜在旧约时代是最大的罪,是神最憎恨的。但《圣经》里说的拜偶像不是拜祖先,而是拜巴力和别神。

其实,这是相异文化在接触时造成的矛盾、冲突和误会。利玛窦做了研究以后,就告诉天主教其他传教士,认为中国的信徒在信了天主之后仍然可以拜祭祖先;他对中国文化和习俗的了解,知道祖先不是偶像和神,而是中国文化、社会和道德的基础,已经延续几千年;假如离开这个基础,会造成中国人的身分危机。利玛窦的大部分跟随者都同意这种说法,但耶稣会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尤其是他的承继者龙华民(1559-1654,1597来华)的立场和他背道而驰;而其他修会,如方济各会、道明会和奥斯定会(三者又称托钵修会)也反对。

究竟中国基督徒能不能同时拜天主又拜中国人的祖先?自从利玛窦去世之后,争论愈演愈烈,这个辩论从1615年开始,持续了一百多年,康熙皇帝(1654-1722,1661年登位)在1700年曾写信给教宗,解释说敬天、祭祖、祀孔不是宗教,是习俗,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凝聚的系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中国人在家里讲孝,对国家讲忠,忠孝就成为了中国社会里最重要的两个价值;而孝比忠更重要,因为当父亲犯了国法,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当官的儿子要带着父亲逃走。

利玛窦很清楚这个文化传统,但其他很多西方传教士继续反对中国天主教徒祭祖。这冲突一直从明末持续到康熙年间。1701年12月教宗派代表来中国了解,并在1705年12月和康熙见面,表达了教宗对祭祖持负面态度,康熙一怒之下在1707年赶走所有不接受利玛窦观点的西方传教士;在1715年教宗克莱芒11世(Clement X1, 1700-1721为教宗)颁布了严厉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的谕令,康熙决定完全禁教。但教宗在1715年又另外派代表来见康熙,虽然立场较软化,同意信徒可在家中奉祖宗牌位;但在1721年最后一次见面后,康熙和教宗的立场都没有改变,中国礼仪之争结果是俩败俱伤。那个时候,中国天主教徒已经很多,明末宰相徐光启和不少知识分子都是信徒。康熙禁教之后,北方的一大批天主教徒被迫逃跑,最著名的是到了湖北的磨盘山山区避难,躲了一百多年,逃避朝廷的迫害。康熙之后的雍正(1678-1735,1722登位)、乾隆(1711-1799,1736登位)等皇帝都继续禁教的政策,使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 ,因拜祭祖先问题引起冲突而丧失。

后面一波来华的是基督新教传教士。1807年,马礼逊(1782-1834)来到中国,重新开始传教事业。他很用心地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开办学校(英华书院),训练中国传道人,但对中国文化没有很深的造诣。从马礼逊以后来的这群传教士和教宗的立场一样,认为中国人祭祖,建立的祠堂跟拜偶像和庙宇一样,是把人当成神来拜,重复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传教士遇到的冲突。1839-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批英国传教士背后的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是乘搭这些国家的商船来中国,并且靠船坚炮利打败中国,才得以在中国传教和获得外国政府保护的特权;因此,传教士们就被中国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侵略中国的工具。

本来比较单纯的宗教和文化冲突问题,演变成了民族、政治、军事冲突问题。清朝经过多次维新,认识到国家的落后;而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发达,清政府想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科学,连教育制度的科举制在1905年也废除了;但维新变法和西化运动以失败告终。慈禧太后因为相信了义和团,在1900年向八个外国国家宣战,杀害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大批的传教士,反对洋教,推动狂热排外的民族主义,认为信洋教就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逃亡,清政府投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中国人延续着义和团排外的心态。其实中国人很矛盾,一方面说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医学和教育,另一方面又充满排外的仇恨,认为洋教来华是侵略,“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认为基督徒跟中国人是对立的,这是狭隘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提出来的;可惜的是,不少中国基督徒受到影响,竟然同样采取对立、抗拒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反过来认为,基督徒不能跟随中国的习俗和文化,结果造成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对立,彼此相互排斥。

这是两次不开心的相遇,本来利玛窦来华,离世后被允许葬在北京的墓园,期间经历了美好的中西文化交流;但因为拜祭祖先的问题,康熙和教宗成为敌对者。1742年,天主教会最后一次公开宣布禁止中国信徒祭祖;但在1939年,罗马教廷经过两百年的研究和讨论,承认利玛窦的立场才是对的,撤销了1742年及之前的决定,宣布中国天主徒可以祭祖。天主教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认识到祖先不是偶像,拜祭祖先虽然有宗教的因素,但本身不是宗教。但基督新教1807年传入中国,到现在有200多年,当时刚好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遇到中国人的排外浪潮。其实1900年的八国联军包括俄罗斯和日本,不只是西方基督教背景的国家,而且在过去的100年里,曾经占领我们领土最多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俄罗斯和日本。但是,对立产生了,更可惜的是不少西方传教士继续教导中国人,你要做基督徒,就必须反对拜祭祖先,因为那是偶像、违反基督教信仰。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以孝为本,不能数典忘祖,若基督徒反对祭祖,就是忘本,是崇洋媚外,是文化侵略我们中国的工具,做了基督徒,就不是中国人。然而,基督教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排斥,不是在16世纪基督教进入中国时发生的,而是到了19世纪才发生,这个相遇极为不幸,彼此根本就没有好好了解和认识,就已经冲突并彼此排斥了。

三. 中国基督徒可否祭祖?

可能很多人会问,到底是否可以祭祖?天主教有教宗,已经发布通谕同意天主教徒可以,但基督新教没有统一的权威,至今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传承的就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传统,中国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拜祭祖先问题上形成了对立。一个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可能会被赶出祠堂和家族,要跟家庭脱离关系,不然就要放弃信仰,不做基督徒。这种对立,让很多非基督徒更反对基督教;而不少基督徒也视祭祖和家庭传统是异教行为,是上帝不喜悦的;这就变成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到了今天,拜祭祖先和基督徒的问题仍然尖锐,我们必须严肃和谨慎地面对,认识和处理。

中国基督徒对拜祭祖先必须有的认识

1.祭祖对中国人的意义

(1)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维持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基础,的确是靠孝道、祭祖、祠堂;孝道就是伦理道德的最高价值,所以,拜祭祖先,就是维持整个家族、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这在中国社会里非常重要。这已经变成中国社会、文化和集体身分认同的核心课题。

(2)谈到宗教性,很多人强调拜祭祖先本身是宗教,因为它包括处理死亡,以及祖先是否以神明的形式存在的问题;儒家说“未知生,焉知死”,故此不着重讨论人的死亡及死后的问题,现在的生存和生活的事情还未清楚知道和处理好,就不要讲死后不知道的事情。所以,祭祖的确包括一种信仰,相信人死了之后靠子孙延续生命,子孙就要敬祖、拜祖、祭祖和感恩,要对生命本源有尊敬,并且,承先启后,这是中国人的永生观。家里现存最老的人就承继了历代祖先的权柄,在祠堂断定是非对错,而我们现在就是延续祖先的生命;因此相信祖先会保佑后代,这是超越现实的一种期望;祖先保佑我们,我们也供应他们在彼岸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所以祭祖时要放上祭品;或是反过来,我们若对祖先的生存和生活供应得好,他们就保佑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生活,这些信仰元素具有宗教性,造成对基督教的挑战,但这些是拜祭祖先的本质元素吗?

2.拜祭祖先的本质:是宗教吗?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祭祖的本质是什么,是宗教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血缘,拜祭祖先的起点是肯定血缘的最亲密的生生不息的关系。对于祭祖,祖先灵不灵,是否保佑后代,并不是拜祭祖先与否的原因。中国人的民族性很讲究实际的好处,在宗教方面也很实际,对于敬拜神明的最重要原则是灵验,哪个灵验就拜哪个,某个庙宇里的偶像灵的话,多拜几个也无所谓;若是不灵,则可不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代小说中经常提到一些破庙,没有人去礼拜,因为这些庙的神明并不灵验,庙就破了。

垄断中国文化的是儒家,但儒家本质上不是宗教,是人生活的规范,讲礼和伦理道德,不讨论鬼神和生死问题。儒家强调人读书,为的是考功名,立意做官和发财做地主,就能够光宗耀祖,非常现实。但是拜祭祖先并不是灵验才去拜祭;陈姓祖先灵,但姓卢的不能去拜祭,卢姓祖先不太灵,没有为子孙带来什么福气,姓卢的仍然得去拜祭。敬拜祖先跟中国人对宗教本质的了解是完全不同的,拜祭祖先的基础是血缘,不管是否灵验。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孝道最重要;儒家的经典就传递了这种伦理道德,扩散到平民中,成为孝道,这是中国所有伦理的基础,能维持整个社会。《礼记》里说的很清楚,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就是规范、秩序和权力关系,这是家族、社会和政治维持稳定的基础。从社会性角度来看,拜祭祖先可以维持家族凝聚力,到祠堂去祭祖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和权力。因此,拜祭祖先主要是伦理性、社会性、政治性和隐藏的宗教性。

3.拜祭祖先和基督教信仰冲突的本质

我们要客观地了解情况,拜祭祖先和基督教引起的问题是受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民族主义所影响,也和西方传教士不懂中国文化有关,基本上是文化、政治、民族差异的冲突。在祠堂里,祖先没有像,只有在牌上写名字,祭祖是为了尊敬及纪念先祖的生命,要慎终追远,这成为家族、社会的凝聚力,授予每个家族判断道德善恶的权柄,人要光宗耀祖,不要使祖先没有面子,拜祭祖先代表了中国家庭集体身分的荣誉观、价值观。

因此,不要认为拜祭祖先的本质与基督教信仰有必然的冲突。十诫的前四条都是与上帝的关系,后面六条是人伦,人伦的第一条就是 “要孝敬父母”;在四福音书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太15:4 – 6; 19:19),《以弗所书》6:2说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参出20:12)。所以,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只要我们不掺涉近代政治和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两者之间不但本质上并非一定冲突,还都是以孝为伦理价值的根本。并且,双方都不相信人死如灯灭,这是祭祖的前提,就是相信祖先的生命在死后并未消失,而是有死后的世界,只是大家对死后的世界了解不一样,佛教信轮回并且有报应;道教相信死后可以变仙;儒家相信人死就回家归祠堂。基督教同样认为,人死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进入另一境界,而活人死人都要面对审判,生命胜过死亡,最后的归宿是上帝的家。中国人相信死者和生者之间仍有关联,祖先死后不是变成孤魂野鬼,除非没有人纪念和祭祀。所以,即使在现代的社会中,哪里发生了意外死亡事件,陌生人也立刻去插香拜祭,就是怕那人成为孤魂野鬼,搅扰人间的正常生活。

不少年轻信徒参加慕道班后,往往不参加洗礼。因为他们的父母反对,认为成为基督徒后就不再祭祖,清明节和重阳节也不扫墓,那祖先岂不变成孤魂野鬼了?笔者做牧师40多年,遇到不少这类情况。这个问题,其实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误会。基督徒应该明白,我们的信仰也看重祖先、孝道,人死并非如灯灭,而是死后有审判,人要归家;这些基本上跟中国祭祖文化背后的看法相一致。而且,祖先不是偶像,只有一个牌上面的名字所代表的生命;祭祖的基本元素在乎血缘,家族的衍生关系, 不在乎灵不灵验,是尊重和感谢祖先,成为生命的传递者。只要真了解基督教信仰和中国祭祖文化的本质,会发现主要的冲突在于强调祭祖的宗教性,但是宗教性的元素并非其本质,亦不站在决定性位置,只在乎那拜祭祖先者本身的信念。此外,侵略中国的不是传教士,是他们所属的国家政权,在现代历史中,这些国家也承认了过去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历史真实的情况是不少传教士在中国牺牲自己,保护中国人的生命,甚至和中国人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英国国会废除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合法性。在抗日战争中,保护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都见到传教士重要的身影和积极的角色;在解放战争中,如南昌起义,汕头的红色交通站等都使用了教会医院及设施。西方传教士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尤其在医疗、教育、社会发展等方面。西方传教士基本上不是侵略者,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可能掺杂着极少数的坏分子,但绝大多数还是为了祝福中国而来,怎能用敌对者,侵略者来叩他们帽子?一竹篙打沉整条船呢?

中国文化中的佛教、道教和结合而成的民间宗教,在处理亡者的做法,比如打斋超渡,这牵涉对死亡的看法,这和基督教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不同,他们也相信死后不是如灯灭,要经过苦难、审判和洁净,要跨越一些不好的东西才能保存死后生命的平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解脱犯罪和过去所做的坏事。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宗教性主要根源在于佛、道和民间信仰,是对死亡的一种解释。这些宗教性并非祭祖中的必要因素,而这些超越死亡的论述也不是和基督教信仰完全冲突。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有强烈的家乡观念,中国人重视籍贯,特别重视祖籍,就是指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祖先的生命跟这块土地和这群人连在一起的地方,有亲情、有归属,有责任,有身份;籍贯就是指自己家族的祠堂所在地,死后归家的地方,也就是自己身份组成的最重要因素。“拜”在中国的文化里也不等同于拜偶像,比如说拜年,表达的是一种尊敬,并不等于就是拜偶像;结婚时拜天地、祖先、父母,也是对生命感恩和尊敬的意思,而非一种宗教。

4.个别基督徒面对祭祖的难题

如果家里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当家中的亲人去世了,要去参加丧礼吗?祠堂现在已经少了,去不去祭祖已经不那么纠结;只是清明、重阳,你和非信徒的家人一起去扫墓吗?你参加丧礼的时候像家人一样戴孝吗?如果你是家中长子,你要和整个家庭对抗而拒绝一个长子的责任吗?如果我们了解敬祖、拜祖和祭祖的真正意思,就可以作理性的选择。千万不要认为参加祭祖的就不是基督徒或是基督徒就要和祭祖的活动对立,划清界线,这会走到极端。过往不少西方传教士和一些传统中国牧者常教导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离世,会去地狱,是鬼;因此,基督徒不能向死者鞠躬,那是拜鬼;其实,那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拜祭去世的人不是拜鬼;鞠躬本身也不是“拜”,而是向死者的生命表示尊敬,在心中也不将其视为“鬼”或“神明”,其实有人去纪念和祭祀的死者,就不会变成鬼。如果我们内心不敬、对人无礼,就根本不要去参加丧礼。敬礼是对亡者生命的尊敬,也是对亡者家人的尊重和安慰。中国人的丧礼,主家会发封包,这是回礼,表达感谢。这些都是中国看重“礼”的表现,礼尚往来,但有些基督徒拒绝接受,认为这是迷信,但其实是无知和无礼。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要交朋友,处理好家人和朋友的人际关系。

5.中国基督徒的选择

自1839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开放自康熙以来的禁教政策,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部分因为根本没有机会认识中国文化,他们见到中国当时的落后情况,更不懂得尊重中国人的习俗,这些是中国人身分的象征,反而教导中国人反对拜祭祖先。这导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被耶稣的人格和道理所折服,也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作为中国人,不能不孝、不能不拜祭祖先,不能和家庭关系断裂,因而造成中国人的身份和基督徒身份的冲突。若果一个基督徒,在家中是少数,甚至可能是长子,父母亲去世时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其实,可以跟父或母、家中的长辈,如伯父等表明,我是基督徒,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对牵涉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仪式,我可否不参与。如果他们见到我们诚恳和尊敬的态度,有些较开明的,可以同意让他人代替,但你不要离开现场,可以在其中默默纪念和祷告;如果某些程序让你不舒服和不平安而不想在场参与,要尊重家人和得到家人的谅解。以为拜祭祖先是拜鬼、会得罪神,是一种误解和无知,神怎会那么小器和狭隘呢?  人只看表面但神是看内心的。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单单因为信心和恩典称义,我们的信仰不是靠做了什么行为而决定是否得救的!真的是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中国基督徒能不能既做中国人又做基督徒呢?当然可以。我们若明白拜祭祖先的本质、核心意义和价值,愿意跟家人解释和商量,或甚为了家人的缘故而参与拜祭祖先,对祖先表达感恩和尊敬,而非拜偶像,不但不会得罪神,反而可能会得到家人的欣赏、了解和尊重。笔者跟很多内地信徒交流过,有的家族里有一些基督徒的,他们会与未信主的家人沟通协议,表示很多事情可以参与和协助,但有宗教性的部分不参与。这种互谅互让,互相沟通,理解和尊重,才是基督教的精神,才是爱家人的表现。你尊敬别人,也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并且使家人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义,敬拜神,而且尊敬生命,爱与包容。

保罗在林前8章和10章谈到对偶像的态度,哥林多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里面提到吃拜偶像之物。《圣经》里没有提倡和反对拜祭祖先,只是反对拜偶像。就算涉及偶像,保罗的态度是:基督徒不拜偶像,但可以吃拜偶像之物,除非良心软弱的人会因基督徒拜偶像之物而误会为可以拜偶像,因此有跌倒的危险, 才为了他而不吃。保罗认为,既然偶像是假的,那么吃与不吃都不会污秽我们,因为洁净与否不是食物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可以跟大家一起吃祭物。在上帝眼里,凡物都是洁净的,可以照吃不误(太7:19;徒10:13-15、11:8-9;罗14:14;多1:15)。假如有的人不明白,良心软弱,发生疑惑,那么为了不让软弱的人跌倒和受到试探,才不吃(林前10:25-29)。然而,今天反对拜祭祖先和吃祭物的基督徒,往往都不是信仰软弱的人,多数是强者,他们批评那些拜祭祖先的人跌倒,而他们不会因我们参与拜祭祖先而跌倒;所以他们不是我们是否参与拜祭祖先要顾虑的对象,反而是那些因我们拒绝拜祭祖先而引起误会及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家人及未信者。

从知识、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祖先本身不是偶像、不是宗教,只是有些人将宗教性附加到拜祭祖先的思想中,希望祖先像神明一样保佑他的后代。但事实上祖先不是神明,我们可以不迷信。在香港和台湾,做过的研究调查,不到一半拜祭祖先的人相信拜祭祖先具有宗教性,但是人们继续拜祭祖先,因为拜祭祖先是作为中国人的重要传统习俗,尤其是为了与逝去的父母、亲人表达亲情友谊,为了纪念祖先和安慰父母、家人,也是孝顺的表现,并且表达对祖先的感谢和生命的尊敬,体现伦理道德的价值。

在拜祭祖先的过程中,有人将其变成宗教,带有功利性,以获取拜祭之后的好处,这其实是中国民族性中看重实际利益的思想,而非拜祭祖先的本质和原意。作为基督徒,我们认同的是一直以来对于祖先的敬、拜、祭背后最重要的性质和价值观,我们应该推广拜祭祖先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果效。面对未信主的家人,不要以搞对立的态度去处理。那些将拜祭祖先变成宗教问题,本末倒置,再变成政治问题,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而促进了排外的行动,我们要避免将基督徒是否可以拜祭祖先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攻击基督教信仰的借口。我们中国基督徒要承认,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只是拒绝迷信的宗教要求,而不是和整个拜祭祖先所代表的文化,家庭、身份和社会的凝聚力,以及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基础对抗。

如果为了祭祖与否,导致家庭关系破裂、亲友误会,成了仇敌,这如何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信仰呢?我们不尊重别人又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呢?这些都是在拜祭祖先的时候,要小心思考和处理的问题,不要将它变成不必要的压力,和家人的对抗,并且因此失去了同情、尊重、爱心和谅解,而这些才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重要的因素。当然,若果你仍然为拜祭祖先而迷惘,甚至不平安,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参与。但是不参与的人不要批评、论断参与的人;参与的人不要批评、论断不参与的人,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必须按着爱心行事,审判我们的只有我们的主(罗14:1-23;林前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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