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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羔羊——有关江南渔民天主教群体

作者 : 李亚东
2020-11-17

跟鲁迅一样,姜原来剧作,关注底层人。

即如最早“贝”剧,第六幕当代上海,赫然插入:

(刚才卖花女孩消失的同时,剧场后又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衣裳褴褛的老妇。她几乎九十度的驼背上,背着一个硕大的塑料袋,里面装满着垃圾。她一路蹒跚毫无声息向舞台走去。此刻,她来到了台上。

与此同时,贝多芬出现。他突然注意到了老妇,立刻跑过去,搀扶着老妇,老妇已经麻木得对谁在搀扶她都毫无注意。礼仪小姐厌恶地避开老妇退场。)

——礼仪小姐“厌恶”,很正常的。或许对于观众,也是一种冒犯?

不能确定。他所关注的,是鲁迅“吃人”与“被吃”主题之后,“基督走遍中华大地”的故事。而且进一步,是“文学想象中的本色神学:墨面基督”(刘平),或者“墨面基督在中国”(刘丽霞)。这个概念,我坦率说,不能消化。只是阅读时,常感到震惊。比如他号召,首先必须走进基本事实的现场:

大地上最基本的事实是什么,是无数无辜牺牲者!千年万年世世代代,始终如此。

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历史中都有无辜牺牲者,但是,在这块大地上,无辜牺牲者犹如乌黑的煤层,一直一层层掩埋在地表的深处。早在一百年前,鲁迅以及后来的萧红便揭露了中国历史的这个最大秘密。(《深山古树的叹息和守殿弟兄的祈祷——远行记忆之五》)

阅读姜剧,时常有诧异。即如“雁”剧所展示的,文革武斗中温州基督徒“不停止聚会”的传奇,让人惊诧莫名。够让人消化的。然后又是“兰”剧,正在进行的逼迫。还有与历史的联系,即如第一幕,赫然引出“了不起的江南渔民天主教群体”:

裴牧师:你知道的,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华,是明朝的天主教。学术界说来说去,利玛窦们对徐光启等士大夫的影响,岂不知信仰还在另一头深深扎根啦——在墨面这一头。 

戴明:哦? 

裴牧师:都说社会最底层是农民,其实,从江南到这一带社会最底层的是江河湖荡的渔民,这十几万内湖渔民世世代代以船为家,甚至岸上的农民都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连岸上固定的家都没有。这些渔民世世代代四处飘泊捕捞鱼虾为生,没法上岸读书,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全体文盲。 

戴明:这样,他们自然是和主流文化距离最远最边缘的人群。

裴牧师:其实他们和“主流文化”几乎没有关系!所以浩如烟海的中华史料对他们几乎没有记载。奇妙的是:明朝后期,“西来孔子”艾儒略他们进入这群墨面渔民中间,渔民们几乎全部皈依了天主教直接进入了新文化的核心,世世代代直到如今。他们其实是华夏最早一批集体皈依基督的群体。(这时从山顶方向传来了一阵阵用铁器凿刻石头的声音,裴牧师往山顶方向眺望着,戴明则突然激动地来回踱步思考著什么。) 

戴明:这可是一件意味深长的大事情,从来没听说过的群体历史。

裴牧师:就是啊,不可思议。公共学术界几乎没人提及此事。 

戴明:一个二个“历史名角”就能养活一代代一群群“研究者”,关系十几万人几百年的传奇历史、记载和研究却完全空白,多势利眼多瞎眼的学术界啊!

——这一对话,令人震撼。尤其我还是,自以为博览群书之人。

公共学术界的“瞎眼、势利”,我不会否认。作为“莫非王臣”的主流学术群体,你能指望什么。尽管如此,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总该有素心人?何至于“关系十几万人几百年的传奇历史、记载和研究却完全空白”?于是前年去年,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明清以来“中华归主”历史。包括研究史,现在似乎能说,了解一点了。

到目前现在,围绕这一群体的研究,不是完全空白。比如一篇《苏南地区渔民信仰天主教问题初探》的论文,开门见山地说:

苏南地区渔民信仰天主教的历史较久,人数甚众。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著的《江南传教史》记载:“从十七、十八世纪起,苏南渔民教徒已组织成许多繁盛的教友会口”。他们信仰天主教热心虔诚,世代相传,历久不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

十年动乱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教堂全部关闭,但渔民仍保持其信仰,在船上坚持念早、夜课,守斋祈祷。1980年,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渔民教徒又重新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呈现来教堂人数较多。

有人接上话,继续探讨道:

近代以来,苏南渔民普遍地信仰天主教,因此,天主教逐渐成为支配他们精神生活的神经中枢,这是苏南渔民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近代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人数增量大、增速快,而且他们信仰天主教的虔诚程度在中国农民群体中是罕见的。

特别指出,“近代苏南渔民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甚至达到了盲从的地步。”

从他的角度,当然是“盲从”。就把自己了解,群里做了分享。剧作家回应:

剧本以十年前人物的时空发言的,那也是我当年的痛切感慨和向学术界的呼吁:当时学术界的确几乎无人关注……不知道江北渔民情况,江南渔民不是十个渔民九个半文盲而是长期十个渔民十个文盲根本没有读书机会。但是他们个个能够背诵长篇经文。叹为观止。去年底去福建海边渔村教会讲课,才知道那一带许多海上渔民清朝以来就是世世代代圣公会基督徒,也是一个个墨面渔民啊。感动。 

上帝实在喜欢墨面渔民啊。彼得以来一以贯之。

“彼得以来”,我知道的。只是毕竟,福音要传给“万民”。

又不知怎么说了。不管如何,经过“兰”剧中戴明“激将”,一部明清以来传教史,在我面前打开。发现以前自己,确实像他批评的,“学者书院书斋”。比如此前多少年,满足于笼而统之、大而无当地“中外文化交流”,其实没有真知,何况生命根基。现在才觉悟,明清以来传教士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固是情势使然,也是一厢情愿。

什么不同差会分歧,“利、颜二姓而分”,“上层路线”“下层路线”之争……,就算有的话,应该恰当说,完全是教会内部话题。若从外部看,不管皇帝怎么认定,文人士大夫怎么看,传教士就是传教士,就是传福音的!……正好这一点,以前遮蔽了。

一开始就如此。看《利玛窦中国札记》讲述:神父们觉得教会“勉强总算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有传教自由了”,就去离京城约有三天路程的北直隶保定府地区的乡村转了一圈,“他们进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看一看基督教信仰是否已传播到农村;而他们对他们所发现的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失望。在他们来到北京之后的一年中,这个地区已有一百五十多名信徒入教,而且人数还逐年继续增加。”4第二卷第5章“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人传布基督教”:

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自最底层的百姓。上帝显然选择了地上微小的东西来挫败巨大的东西。……这是往后的伟大事业的最初的小小开端。它非常符合既定的教会传统,紧跟着发生的事也符合基督教传播的故事。

当然这是,“教会传统”。如《圣经》明白说,基督“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7),可教外人怎么明白?教外人的研究,“误读”实在难免。就像有论者二十年前指出:“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传教士与奉教者之间关系时,大多注重于明清士大夫与来华西士的关系,而忽略了作为奉教者主体的下层教民,这部分人职业芜杂,奉教原因各异,对他们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比较完整地理解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程度。”

其实“主内”叙述,一开头就不同。下面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为证。

该书简集第一卷《傅圣泽神父致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福尔斯公爵的信》(1702年11月26日于江西南昌)叙述:“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发现穷人在接受宗教真理时,比那些世俗的大人物和有权有势的人较少障碍,更为顺从。”

另一份《关于中国传教会现状的汇报》(1703年由魏方济神父在罗马呈尊敬的耶稣会总会长)说原因:“宗教的传播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因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由。在城市里,一切听命于地方长官。我们必须去拜访他们,根据礼节,不带礼品不花钱是去不了的。相反,在乡村,人们的活动自由自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

——能否说是,另外意义上的,“礼失求诸野”?

欣慰地发现,“书简集”中有,“江南渔民天主教群体”的身影。如第二卷《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区总巡阅使的信》(1707年7月17日饶州):

隆盛(Melon)神父在第三份信中表明,他在骑驻地无锡为90人施了洗;还说他正准备寻访基督徒,而且打算从一个有30名初学教理者的地方开始,他们正等着他,并做好了受洗准备。耶稣受难日那一天,有人告诉他300艘渔民信徒的船只刚刚到达,渔民们让他们的妻子在无锡附近他们自己建造的一座教堂处上了岸;为履行复活节的义务,他们也在教堂等他。闻听此言,他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内心的欢乐。他在信末补充说,倘若魔鬼终于破坏了如此繁荣的中国传教会,他将终身为可怜的无锡渔民痛惜。中国无疑是一块会有丰厚回报的沃土,只需有福音传播者耕耘即可。(页038)

《耶稣会传教士卜文气神父致其兄弟的信》(1719年10月14日于无锡县):

最先到我这里的两人是资深而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一面行礼一面对我说道:“噢!我的神父,我们找了三年都没能见到一位神父了。这七条船上有五十人,其中有些人已受过洗,另一些人早已抛弃偶像崇拜,迫切希望接受洗礼,您能花半天时间教化他们,使他们获得渴望了多年的圣宠吗?”他们刚说完,其他人就跟着到了。众人依中国礼节向我磕头致敬。我把他们搀扶起来并告之曰,此刻我的欢乐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向我表示的情感……(页211)

后者展现的,是禁教时期故事。卜文气神父做见证说:“最近,教徒们的信仰经受了严峻考验。……我本人受到虐待,但最激烈的打击是落在我们可怜的基督徒身上的。”(页213)

尽管如此,第四卷《尚若翰神父就中华帝国1746年爆发的全面教案而自澳门致圣•夏欣特夫人的记述》断言:“基督宗教正是在受迫害中诞生的,它是根据神谕而得以加强并受到支持的。……在中国本土,基督徒们自二十年来便受到了迫害。我们法国传教区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步,我可以断言它比康熙年间繁荣时代的人数多三倍。”(页353)

——这样的故事,不光在中国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卷《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斯神父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1759年9月12日于中国),远藤周作一般写:

在不同地方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些迫害有的发生于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有的发生于当朝皇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把滥竽充数者分辨出来。地位显赫、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徒因为过于眷恋起每时每刻都害怕失去的财产与地位,往往在基督教受到迫害时表现得最为软弱。……大部分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通过为捍卫基督教而受苦受难来表明其信仰。(页077)

抄录这些,感到亲切。

禁教时期的事,记载少之又少。但地火在运行。正如张泽《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六月初版)之“前言”讲:

宗教史家陈垣先生在《基督教入华史略》中说:“计天主教在华命运,只有百年可称为极盛时代(一千六百年至一千七百年),此后不足道矣。”“教务遂一蹶不振……传教事业遂几乎中断。”不过我们也可以说,这时正是表现天主教坚韧不拔、充满生命力,经得住磨难的明证。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一阶段内发生的史迹。

诚如主内弟兄说,“耶路撒冷与北京何干?”(黄蕉风)。关于这点,公共学术界也越来越承认。即如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一书写,“礼仪之争”后,中国的天主教对主流文化的影响进入衰落期:

北京的教士不能出京,被堵在澳门的教士又不能自由出入。为此,南方各省都有从珠江、闽江、之江、长江等河海口偷渡进来的传教士。他们常是藏在货船的压实石底舱里,冬寒夏濡,有时候会在舱里躲上数月。到岸后,趁月色或乘晨雾进村,在热心教友家住下,然后深入内地。“地下传教”维持了“地下教会”,使天主教能在清代的禁教政策下,一直维持下来,直到19世纪。”

有冯尔康先生,热情洋溢写:

……信教有很大的风险,当严厉打击天主教时,坐牢、充军、处死,都有可能;平常时期,明明知道朝廷禁教,却要在大门上贴十字,公开表示不信神佛;修教堂,接引西洋人,不顾困难,不计后果,无不表明信徒对天主教的痴迷,寻求天主教知识的迫切性和信仰的坚定性。此种执着,几乎是不可改变的。执着,不仅个人如此,同时整个信众群体亦如此,是在困境中奢望教会的生存与壮大。

当然这些个,官方不愿面对。毕竟“在厉行禁教之时,王安多尼、谈方济各仍在积极传教,中国的当代用语叫做‘顶风作案’,他们的传教确有那种味道”,可是阅读历史,不能闭上眼睛——“虽然始自康熙朝末年的禁教政策给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其传布始终没有被彻底禁绝。”

不仅如此,注意到有学者,研究“雍乾嘉道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秘密传播”之后指出,“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教徒的绝对人数已恢复到康熙鼎盛时期的状况。”——当然这些数据,或许也有水分。比如有人纠正:“中国教徒,1705年中国至多有30万名天主教徒,1800年总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其中江南地区就占全部信徒的20%。但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相对来说天主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减少了一半。”……并不影响结论。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基督教入华历史,主流学术界基本持陈垣四期说——“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稣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有学者对于这个分期提出异议。厦门大学张先清《清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特点分析》一文,利用官方禁教文献,分析清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所有的传教持续性、传播家族性、习教自立性等特征后,旗帜鲜明提出:

在评价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教历史时,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天主教在雍正初年清政府正式确立禁教政策以后,由于迭遭严厉禁教,百余年间已经基本被禁绝。此后直到鸦片战争结束,清廷被迫开放教禁,天主教才又得以重新入华活动。这种看法可能源自陈垣先生基督教入华四期说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相关中西文献史料不断披露,我们对清代前期天主教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史料表明,即使是处于雍正初年至道光末年清政府严厉禁教期间,在华天主教的发展规模仍然十分可观,甚至可说是达到了此前所未有的高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在清代前期也已经完全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并且作为一种本土化的宗教文明融入了中国城乡社会中。清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所具有的这种持续性特点,提醒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以往学术界在基督教入华第三期成败上所作出的价值判断。

为什么抄录这些?因为“扎下根来”的研究,与姜原来的田野报道吻合。

下面就是,他的报道。2011年,姜原来应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到台北作《如果你是中国的基督徒──从信仰看现代化进程》专题演讲。据当地媒体报道:

姜原来说,生活在浙江、江苏一带湖泊的渔民们,明朝末年时就几乎全民皈依天主教。1990年代,每到半夜,只见数百条小船全都开到阳澄湖的中心,密密麻麻形成一个同心圆,围绕着中间那艘小船在“望弥撒”。

小船上是一位天主教的老神父,只有他的船,点亮着一盏小渔灯。为避免遭到迫害,当地渔民就是在如此环境中,举行宗教敬拜活动。

姜原来说,在他家中的书橱上,也还摆放着一盏当年那位神父在湖泊中央唯一点亮的那盏小渔灯。

下面索性抄录,更多佳美讯息。如2012年5月9日札记《缩影》:

一年前,台北龙应台讲座开场伊始,我陈述道,在中国这个鲁迅所言“世界最大秘国”,今天最大的秘密是——基督教信仰的深广扎根。当年的“洋教”“鬼子教”在历史巨轮的反复碾压下变成了辽阔大地最深处的草根宗教。成为“秘密”的诸多原因中,包括事情本身的精神性、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基本缄默和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对此不屑一顾的傲慢无知。

它是属基督的——当高谈平等和民族回心的那些教授们都先富起来的时候,它早已从墨面农人中静静开始了真正的回心事业。它也是属中华的——这个民族劳力者的辛勤简朴和衣脏汗臭、沉默厚道和狂燥疯癫,烙刻在它身上骨中。

2012年7月25日札记,《〈晚钟〉和中国最大秘密》:

这也是今天发生在中国辽阔田野里的场景:夕阳西下,几个牧民在坝上草原读经祷告;新月初生,一群茶农在武夷深山的岩壁下聚会联祷;夜色已浓,一个渔民家庭在阳澄湖畔的斋日祷告还在继续----当年为人鄙视甚至仇视的“洋教”“鬼子教”竟然成了今天中国传播最广且最草根的信仰。

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一个教授、一本著作能够回答甚至深入直面这个现代中国最大的秘密(我去年在龙应台沙龙里的主题讲座即以此开端)。你只有走进《晚钟》般的田野——走进这片苦难大地最深处、只有和他们一样辛劳终日后在晚钟声里肃然低首,才可能开始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并且只能这样发生。

2012年9月10日札记,《“有违常识”的常识》:

……那里当年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农民中有大量文盲半文盲。可是,信仰传播的几年功夫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竟然会看《圣经》了而且用的是繁体字版。不少大爷大娘大伯大妈还能大段背诵经文。这个过程里,有多少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神奇经历!我在话剧《雁荡平安夜》里也描述过来自深山的这类真实故事。可惜,当代中国学院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过信仰中才发生的如此巨大的底层文化事件,甚至嘲笑否认。

2012年9月11日札记,《圣经正成为一本地道的中华之书》:

几年前,听一些牧民在点油灯的泥屋里谈论“施洗约翰”,内行地说他的“火爆脾气”——这画面不是在施洗约翰的家乡中东,而是在中国的内蒙草原。我自己经历过的这种场景就数不胜数:在山东田野,大伯们放下锄头说起摩西;在福建海岛,渔民们晚饭后聚在一起聚精会神于保罗的故事----所以,棚屋里的13岁女孩问起约拿的出逃其实不稀罕。自然,他们最关心最熟悉的是耶稣的故事。不过,饭后茶余他们还是会和其他乡亲们一样聊聊岳飞杨家将、孙悟空猪八戒。

……怎样有趣重大的文化事件!这难道不值得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多少学科的研究吗?更值得每个学者作为个体深思省察。当然,你得好好理解《圣经》准备好回答可能从13岁孩子到原是文盲的老农民的一串提问。当然,这重大的事件如影相随也带来了自身重大的危机。

——为什么要大段抄?我不能不,立此存照。

不能期待,都是一线研究人员。更不应该,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尽管如此,这样天大的秘密,睁着眼睛懵然无知,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太刺心了,太无感了。我不能不,复述下来。

想到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7:13-14)也想到报道“天主教在清代前期也已经完全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的学者。见到另一位学者,以“帝国潜流”概括他的著述:

……尤其是本书所关注的“小人物”,他们才是历史的主角,他们才是真正的“主流”。在帝国严厉禁教时期,他们的信仰如同潜伏在大地下面的暗流。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痕迹,但是绵延不绝、亘古不断。虽然他们并不想背叛帝国,但是他们选择了却勇于坚守,最终才成就了本书所关注的这段历史。

我要不要说,“知”与“不知”,既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包括“边缘”与“中心”,也既是相对的、又是动态的?其中道理,如“兰”剧对话指明:

郭谷:这是现代世界,不是耶稣的农牧时代,教会应该进入主流社会!

裴牧师:这是现代社会,但是这些穷人、打工的人、病人、失丧的人,你说的底层边缘的人,永远应该是我们优先服侍的人群,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末流,这整一套话语体系分类标准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唾弃的。

如此立论,有依据吗?还有下面的话,博文《关键不是边缘化而是失语症》写:

问题不是“边缘化”,而是天然在中心的我们的“贫语症”甚至“失语症”。较之沉重深邃的俄罗斯文化核心,中华基督教文化(可能还有整个信仰状态)如果仍然(如耶利米所说)“轻轻忽忽”,那么就是到了红墙里面也是扎不了根的。反之,即使只能生存在最偏远的角落,也能熠熠生辉——俄罗斯基督教文化就证明了这点。

还有《不要身在中心干站着》一文:

谁说我们在边缘?谁在边缘?但更糟糕的是身在中心而不知、知也只会干站着。

讲这些话,是否太有信心?我说不上。

但我也记得,一系列讲论。如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还有保罗问,“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加1:10)还有雅各一步步说:

【雅4: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雅4:6】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雅4:10】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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